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政府选择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类日益进入一个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人为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凸现出对风险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性,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却增加了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与此同时,人类治理风险的努力还面临着知识局限性的约束,甚至风险管理本身就在制造新的风险。面对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政府应勇于承担起治理责任,在充分意识到政府知识有限性和政府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并通过危机管理常态化、建立广泛的社会合作机制等途径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不利影响,提高风险治理的有效性。     

特大城市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变的探讨

特大城市有着强大的吸纳能力,人口的集聚使得特大城市规模愈发庞大,社会风险与城市的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特大城市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势在必行。社会治理的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格局和治理机制上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非均衡性及其应对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党和政府新的时代使命和叙事话语.就目前来说,社会治理领域中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问题情境还呈现出很强的非均衡性特征,使得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累积.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无法很好地应对来自社会领域的各种风险和冲击,严重阻碍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步伐.有必要通过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和文化创新构建起包容、开放、和谐的社会治理新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稳定的社会支持.     

街头官僚与韧性城市建设——群众工作的视角

物理韧性相同、可用公共资源相似的城市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出现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效果上的明显差异,这是因为城市韧性不只是基建生态层面的物理韧性,还体现为政府统合下的政治社会治理韧性。街头官僚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韧性治理纽带,其联系服务和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决定了城市整体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效果。街头官僚直面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属性,为其发掘、组织社会应急资源,正面强化社会治理韧性带来优势。然而,当前基层群众工作也存在少数化、形式化、外包化等问题,减少和降低了基层工作者联系服务群众的机会和能力。而城市基层治理的科层化、技术化和专业化,或推动公共服务变成没有温度的产品,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逐渐弱化,街头官僚存在脱嵌社会的风险。政府应注重街头官僚的群众工作能力建设,发挥群众工作的时空弥散性优势,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人民城市。     

我国社区治理结构探析——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红光社区治理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与城乡社区自治是党和政府近年密切关注的问题。作为城区基本单元的城市社区,需要不断创新社区治理和构建起完善的治理结构,积极推进基层社区自治管理,为实现基层民主、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     

浅析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理性路径——基于中美社会转型时期的比较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与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面临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在市场经济方面都在探索政府与市场合适的关系;政治方面都面临政治腐败的风险;城市化中的“城市病”突显、社会矛盾尖锐。通过比较鉴别,有选择地借鉴美国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转型时期国家治理路径,实现市场-国家-社会三维国家治理结构的良性互动。     

"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

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失效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失衡性、政府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失信性等原因,当前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效能低下,社会稳定形势较为严峻,亟须从理论上探索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新路径."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理念升华,为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提供了新的审思视域.根据"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发展要求,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治理需要从转变发展理念、完善评估制度、重塑政府信任出发,以实现社会稳定风险成功预警和有效防范.     

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的科层化协同模式研究——基于S区“枫桥经验”治理的实证研究

复杂风险环境下,单一科层制的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由此产生了“运动式治理”“协同治理”“精细化科层”等新的治理形式,但都未能在实践中形成稳固的治理模式。科层化协同即通过科层力量渗透或嵌入协同网络,使得科层因素对整个协同模式起主导性作用。科层化协同模式并不致力于完全打破科层制,也非协同制的异化,而是中国治理语境下的调适,使得协同效能得以发挥,收到持久稳定的治理效果。对在社会矛盾治理中取得良好效果的S区枫桥式治理实践进行分析,是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化,或有助于我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模式的研究。     

穿透稠密的城市空间——数字时代超大规模城市的清晰化之道

稠密性是超大规模城市空间样态的形象化表达,刻画了城市要素的规模、分布、密度及其可认知和可治理程度。城市稠密的社会事实使管理者需要在单位面积上处理更多的信息和事务,带来了更大的治理负荷。提升城市治理的穿透力是破解超大城市规模难题的根本途经,有效提高了城市信息的精确度、社会事实的可视化程度和城市管理的清晰化程度。穿透力的核心是信息的问题,关键是整理、计算和分析社会事实的能力。信息技术能够帮助管理者更有效地收集信息、简化信息、传递信息和计算信息,提高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清晰性,为超大规模城市治理提供更加清晰可见的社会图景,也使治理过程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城市治理的穿透力,是应对超大规模城市复杂性、不确定、不可知性以及不可治理性等难题的有效手段,也是顺应和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教育数字化转型期的现代化风险观照及其治理研究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过程，不仅发生在学校内部，也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数字化转型在提升教育效率、拓展教育场景的同时，也引发了现代化风险。本文采用了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生活在农村-县城-城市不同社会发展区域的祖-父-孙三代人进行观察和访谈，从普通人的视角阐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教育现实问题。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期的教育实践主体面临困境、混乱、妥协、矛盾与冲突等多种困扰，并进一步构建了数字化转型期教育主体技术异化问题的分析框架，从四个关键进程的视角提出了数字化转型期现代化风险的消解与治理策略，包括接纳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过程性偏差、明确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并设计治理规则、构建智能技术治理体系、开展数字化转型风险防范的教育社会实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