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事纠纷与政府应对——以清代河西走廊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水资源匮乏,水事纠纷频发。在水事纠纷的调处上,地方政府主导着跨县、跨流域等大型水案以及严重违犯水规事件的处治,并积累了较多成功的经验,对维护该地区水利秩序的平稳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具体水事纠纷调处过程中也出现了执行力不足的状态。讨论河西走廊地方政府在水事纠纷应对中的作为,可为理解清代国家基层水利治理的实况等提供一个地方性案例。     

清代中期土地纠纷的州县司法探析——从步德茂的著作《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谈起

清代中叶,“盛世”经济背景中土地产权纠纷为数不少,甚至演变成流血冲突事件。这些纠纷只有一小部分诉于官府,即使诉于州县官,即使这些地方官准确无误地援引大清律例,而且参照习俗,以公平原则处理,然而法律条例和习俗的变更滞后于经济变迁的步伐,致使基层司法体制结构缺陷进一步严重,于土地产权纠纷的解决无补。     

从“地方公务委让”到“地方合作治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演变

本文试图从明清以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清代西湖自主管理体制体现了行政指导下的地方自主治理和官、吏、绅合作治理的地方治理传统;而当代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改革,也体现了地方治理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演变.中国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行政集权与社会分权、“亦步亦趋”与“惠及乡里”.中国地方治理的历史传统与逻辑是中国走向未来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起点,也是实现官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基础.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乡镇长群体——以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为中心的考察

乡镇政权的产生是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下移和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结果,在新县制改革中作为乡镇政权主导者的乡镇长群体被国民政府寄予了较高期望。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乡镇长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县制下乡镇长群体仍是区域社会中地方精英的一部分。虽然乡镇长在治安、司法、调解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地方精英“劣化”的历史趋势之下,个人因素对地方行政仍有诸多负面影响。总之,乡镇长运用个人权力对乡村社会进行管控的行为在本质上仍是“人治”,由此也使得其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有利也有弊。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火寿)《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火寿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火寿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清代台湾方志中所见郑氏政权之“灾祥”研究

郑氏集团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湾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方志中记载了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的有关郑氏政权的超自然的“灾祥”,往往象征着政权更迭等重要史事.早期记载较为简略的“灾祥”,经过比附、因果关系的构拟以及串联等手法,会层累地造成情节更加复杂的“灾祥”.清代方志中有关郑氏集团的“灾祥”反映了相信“灾祥”、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合的历史观念,也保存了不少台湾地区气象、灾荒的材料和郑氏集团的史料.     

试论清代乡约的政治职能

随着清代乡约的行政管理职能日益强化,它的教化功能却逐渐削弱,从而使乡约由政教合一的民间自治组织向纯粹的基层行政管理组织转变。由于乡约职能的变化和里老、里甲、保甲制的先后衰落,清代乡约逐渐成为清朝封建政权重要的社会基层组织。     

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转变

太平天国政权不能笼统地定为“农民政权”或“封建政权”。1853年定都南京前,太平天国颁布了反映农民阶级愿望的纲领性文件,并把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作为惟一的斗争目标,此时它属于农民政权。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将对清的矛头转向内部,为巩固与争夺最高领导权而相互残杀,个人与宗族利益至上,它转变为洪秀全家族的封建政权。     

康区“政教合一”史话

(一) 公元十世纪西藏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新兴的封建地方势力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出现于社会政治舞台。十三世纪中叶,嘛喇教萨迦派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支持下开始执掌地方政权。当时表面上,世俗事务与宗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焙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烯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试论CMO、LMO、PAO和VB之间的关系

离域分子轨道（CMO）、定域分子轨道（LMO）、杂化轨道（PAO）和价键法（VB）是结构化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CH4分子，对此之间关系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浅谈发展中国票据市场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中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信用制度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票据市场的不统一、票据功能的不完善制约着票据业务的开拓。因此,只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继续大力发展具有真实商品交易的交易性票据业务的基础上探索融资性票据的发行,才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票据市场,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散文审美活动中的客体特质

作为审美客体的散文文本,是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变为社会性审美活动的中介,是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依据.在接受主体眼里,它既是一种物化了的客观存在,又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审美存在,这与创作者追求的虚拟文本是不同的.本文从接受审美的视角,对文本的品质与层面,对不同类型、不同内质的文本的审美探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马祖禅对“吴中诗派”创作的影响

马祖禅对自性、自身感悟的独特性的强调,以及随时著衣吃饭,任心自由的破除修行方式,对"吴中诗派"产生了影响,促使其文学创作表现出重心性、重主体的倾向,内容也趋向日常化、游戏化,体现了向元和诗风转变的趋势。     

论"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减负”问题一直倍受我国广大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减负”以及由此涉及到的个体素质教育成为焦点所在。从对“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落脚点等一系列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减负”需要切实变革相关制度,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借鉴赞科夫的教学原则。对全体中小学生实施个体素质结构教育。     

阶级阶层利益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中国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

在一个社会里,只要存在阶级,就会存在阶级矛盾,它表现为利益双方的相互对立和依存.利益对立导致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便发生社会冲突,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而利益依存凸显了矛盾双方合作的必要,双方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合法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双方相伴相生,相互依存,这就是阶级整合. 因此,阶级整合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立的边线--矛盾双方共同一致的利益,并随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边线的移动,这个边线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     

“《论语》导读”教学策略探析

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选修课程“《论语》导读”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全面、深入理解《论语》的阅读能力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力,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度是它有别于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论语》选读”的主要方面.为达此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文本,注重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二元性与相关性.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