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扈从诗与上都多元宗教文化

元上都扈从诗是研究上都及元代蒙古民族宗教文化的珍贵史料。游牧经济、万物有灵为核心信仰的萨满教信仰,决定了元代多元宗教文化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加上元代统治者为拉拢各地宗教势力而采取的多元宗教文化并重的宗教政策,使得儒、释、道三教在上都得到良好的发展,并与蒙古民族宗教文化相融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元上都扈从诗文献价值成因分析

元上都扈从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大多数是扈从大臣,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创作视角广阔,给后人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形象、具体的素材;其作品多属于纪行诗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扈从诗作者"自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扈从诗也与这些作者的其他作品形成互补关系;客观上,像舞蹈等文化形态,诗歌形象描绘的表象方式也恰能使后人准确了解其具体风貌。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元上都扈从诗巨大的文献价值。     

元上都的节日及其文化特点——以扈从诗为材料的研究

节日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是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其民族精神、民族感情、民族性格和独特的价值观。元上都的节日包括传统节日、一些与皇帝活动有关的重要临时节日、宗教节日和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点的节日等。节日的多元体现的是文化的开放与多元。     

元上都对蒙古族文化独立性的意义——以元上都扈从诗为主要材料的分析

元上都的存在对蒙古族文化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上都位于蒙古族文化圈的南缘,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所造就的生产生活方式,弥漫着浓郁的蒙古族文化气息;与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生活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因素对人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深刻;上都的政治地位有利于使蒙古族文化成为这里的主导文化;巡幸上都的政治意图使蒙古族文化成为凝聚民族共识的桥梁与工具,客观上有利于民族成员在这里达成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巩固.其他民族的成员来到这里感受、接触蒙古族文化,也有利于其主体文化地位的奠定并扩大其影响.     

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凝聚和激励民族生命力的精神力量。从静态看,民族精神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积极、进步、充满进取意识的、优秀的方面,有时又被称作文化精神;从动态看,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往往与时代精神黏合在一起。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重视自己的民族精神并以优秀文化传统来培育自己的人民,就是强化自己赖以生存的团结、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把时代精神熔铸在民族精神之中,对于当代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对蒙古族史诗二元特征的阐释与比较

各民族的史诗创作往往体现出不同的民族审美倾向,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特质,该民族的远古史诗为我们提供了最为明晰的透视视角。本文拟就从蒙古族史诗的二元特征入手,从原始宗教与人文宗教的共存、虚实结合的艺术描写手法、人物塑造上的二元特征入手,阐释与比较蒙古族史诗的文化特征和文学审美的独特走向。     

现代性诉求中的文化追思和民族认同——马自祥小说论

马自祥小说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性,作者从民族文化语境出发,以现代性的眼光,实现了对民族历史文明、现实样态和时代遥望三个维度的综合审视。作品细腻而宏阔的笔触,不仅全方位地展现了东乡族民众的生存方式、生活图景和文化面貌,更表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自足性和丰富意蕴。     

民族复兴视域下中国青年民族精神认同的培育路径

当代中国青年的民族精神认同培育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基础性前提。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华文明新形态在民族意义上的呈现,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以民族精神认同为内在凝聚力的文化自信。从唯物史观维度理解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关系,深度把握民族精神认同在民族复兴中的价值坐标,以大历史观和文化视野的双重向度拓展中国青年民族精神认同的培育路径,对助力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强化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具有积极作用。     

新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同社会变革、时代变迁同步前行，并折射出新的时代、新的民族生活的矛盾和走向。文章从小说、散文、诗歌、童话这四个方面勾勒了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发展的现状：通过作品分析，指出民族儿童小说的价值在于它所体现的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民族儿童小说是最有光彩最为精彩的部分。     

百年红色文化的生成逻辑

红色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创造。从理论维度看,红色文化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历史维度看,红色文化生成于中国社会形态更替的曲折历程中,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需要,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从实践维度看,红色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提炼和升华。     

民国时期小学蒙语文教科书概况综述

民国时期蒙古族知识分子大力兴办学校、编辑教材,试图“教育兴民”.该文对民国时期蒙古地区小学蒙语文教科书的编著者、编著目的、种类及使用范围等进行了梳理.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蒙古地区小学蒙语文教科书共有十多种,教科书种类有本土自编教材、国家统一教材及辅助教材三类,小学蒙语文教科书的编著工作主要由蒙古族早期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蒙古族文化团体、民国政府教育部和伪满洲政府民生部等个人、团体或机构完成.     

简析民国时期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现代教育

民国时期,在政府边疆教育的大力推行下,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现代教育得以展开。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民族意识、思想观念、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也正是这些变化推动蒙藏人民迈出了向现代社会前进的步伐。     

"自救"和"他救"的双重变奏--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阐释

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向"自我拯救"与"拯救民众"两个维度展开,在不同时期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呈现为不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对民众走过了一条由启蒙到"被教育"、"被改造"直至"反哺"的越来越窄之路,这给知识分子建国后的精神定位带来极大困难.     

对内蒙古喀喇沁旗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

在喀喇沁旗蒙古族人口中,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者的比例不到总人数的0.6%。1921~1936年间出生的70~85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从蒙古语向蒙古语和汉语双语过渡的时代;1938~1950年间出生的55~68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双语并用时代;1951~1990年间出生的17~55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转用汉语的时代。据推算,再过20年左右,喀喇沁旗将不存在实质上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人。对语言转换影响较大的因素有政治归属、经济开发、人口流动、发展教育、通婚等。     

清代中期青海藏族“北迁”斗争述论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朝实行了“蒙藏分治”政策,进而实现了对青海的完全统治。随着青海蒙古族的日益衰弱和藏族的逐步强大,原蒙古族统治青海时期的蒙藏格局打破,“分而治之”下两族所占牧地与发展人口之间的不协调局面客观存在。因藏族部落人众地狭的客观矛盾日益突出．黄河以北环湖草原成为各藏族部落争向迁移的游牧的地区。     

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及其流传

儒学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清代蒙古族文人接触儒学典籍的三个基本途径是学校教育、科举和社会交往。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分为官刻本、民间抄本。诸多蒙译儒学典籍流传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蒙古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的广泛性。     

蒙古比较文学传统及其现代方法论意义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比较文学传统，近代蒙古比较文学是伴随民族文学的觉醒而产生的。在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本民族文学，合理地对待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别，实现不同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平等和共同的发展，成为近代蒙古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主张民族特殊性和文化多元性，这使近代蒙古比较文学具有了现代方法论意义，并且成为与同时代法国比较文学平行的比较文学活动。     

论清末民初的道德危机

清朝末年，进化论的引进推毁了传统儒学的权威，并导致道德标准的丧失，而民初思想界在重建标准时，却碰到宗教与科学的两难，这个两难促成的全社会的道德危机，是当时政治现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浅析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之原因

终元一代,元朝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元朝蒙古上层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来达到怀柔吐蕃和统治本国民众之目的,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自身对终极关怀的极其重视。从客观上讲,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如西藏佛教领袖、西夏佛教、蒙藏文化的相似以及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影响。不论从主客观,还是从内外因讲,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都是多方面的、多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