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万木草堂”

1891年康有为于广州创建了“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和主张。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万木草堂培养了诸多颇有影响的维新派人士。原因何在?本文通过康有为的政治抱负与万木草堂的培养目标,康有为的知识构成与万木草堂的教学内容,康有为的治学态度与万木草堂的教学方式三个视角,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为孔子传人”与“非孔子全体”——康有为论宋明理学的两重性

康有为早年对宋明理学极为推崇,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以宋明理学为教学内容。后来,他极力排斥宋明理学,将之视为复原孔教的第一阶段。康有为的做法体现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矛盾心态,既认定宋明理学是孔子后学,又强调其并非孔子嫡传。这除了因为宋明理学受老学、墨学或佛学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其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宋明理学虽然出于孔子,却并＂非孔子全体＂,属于另一种学问。     

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是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的一所新型学馆。中法战争前后,边疆危机四起,警报频传,康有为痛感民族危机严重,于1888年,乘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给光绪帝写了一封五千字左右的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实行维新,挽救危局。这是康有为把自己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第一次以上书的形式正式提出。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压制,上书未能递送给光绪帝。这一次,康有为虽然没有考中举人,但这封上书,很快在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中传诵,康有为及他的变法思想渐渐出了名。康有为回到广东,1890年春,他全家由南海县移居广州。他决心以聚徒讲学的方式,深入研究维新理论,传播改良思想,培养立志变法的人材,以挽救民族危亡。陈千秋在论述康有为办学原因时     

中国近代万木草堂办学特点及其对现代学校管理的启示

万木草堂是中国近代维新变法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创办的新式学校。学堂的命名有培植万木,为国造就栋梁的寓意。康有为决心为培养兼通中西学说,德智体多方面发展的人才,招收具有一定文化且有志于维新的青年作为自己的弟子。办学时间虽然较     

试论万木草堂的教育特色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创办的旨在培养维新人才的新式书院。因其成功地培育了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而引入瞩目。万木草堂的特色是革旧维新,即改革旧的书院教育制度,培养德才兼备的维新人才;首倡德、智,体三育并重,注重学生素质教育,再次是教风与学风创新求实的特色。     

中国近代万木草堂办学特点及其对现代学校管理的启示

万木草堂是中国近代维新变法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创办的新式学校。学堂的命名有培植万木,为国造就栋梁的寓意。康有为决心为培养兼通中西学说,德智体多方面发展的人才,招收具有一定文化且有志于维新的青年作为自己的弟子。办学时间虽然较短,但很有其办学特色。     

《万木草堂藏画目》评介

《万木草堂藏画目》不仅是康有为书法艺术的珍品,也是康有为在绘画方面的理论著作。康有为自幼“性癖书画”。一八八九年,即他第一次上书清帝不达,遭封建顽固派攻讦,他复“洗心藏密,冥神却扫”(《广艺舟双楫序》),“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康南海自编年谱》)。他自己也擅长书法,临池之时,专用园笔,肆意逞豪,不避粗率;字风浑厚雄放,尤善作擘窠大字,是与清末吴昌硕、沈曾植齐名的书法家。他在包世臣论书的基础上,“发先识之复疑,窍后生之颐奥”,著《广艺舟双楫》,凡二十七篇。     

康有为教育思想研究

康有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实现其政治理想,救国图存,针对教育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并且身体力行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其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教育思想中,不乏对现阶段中国教育改革有借鉴价值的成分。变科举、兴学校、学西学是其维新时期的主要教育思想;万木草堂办学是其教育实践的组成部分;《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则是其教育理想的重要体现。     

康有为教育思想研究

康有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实现其政治理想,救国图存,针对教育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并且身体力行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其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教育思想中,不乏对现阶段中国教育改革有借鉴价值的成分。变科举、兴学校、学西学是其维新时期的主要教育思想;万木草堂办学是其教育实践的组成部分;《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则是其教育理想的重要体现。     

论梁启超由主“变法”到主“开明专制”的思想演变历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声极大,争议颇多的人物。他早年读四书五经,中秀才、举人,甚而“不知天地间于词章训诂之外,更有所谓学”。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引力,使梁启超偏离、以至走出了上述因循圈子,投入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洪流之中。其后参与“戊戌变法”、流亡日本、力主“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共和,直至逐渐息影政坛,著书立说。 本文拟着重剖析梁启超由主“变法”理论转变为主“开明专制”理论这一史实,探索下这一前后贯联之政治主张的演变历程,发展结果,评价它的历史地位与认识价值。     

万木草堂书院教育思想及实践分析

康有为万木草堂书院教育思想是我国民主教学的先驱。主要分为以人为本、托古改制创新教育模式和逆乎常纬这三个方面,并将其教育思想落实到实践中。万木草堂书院教育思想的教育内容实践采取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融合性内容;在教育方式实践上盛行辩论教学法,以烘托学术氛围;在教育管理实践上则采取师生共同管理的模式。     

康有为视界中的朱熹与陆九渊?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朱熹、陆九渊的思想泾渭分明,学术地位相差悬殊。在讲“宋明学”时,康有为讲到了朱熹和陆九渊以及朱陆之争,并对两人的思想予以比较。康有为对朱熹与陆九渊的比较和评价秉持孔教立场,奠基于对宋明理学的整体审视之上,既呈现出康有为与同时代人迥异其趣的朱陆观,又提供了解读朱陆关系的另一种样式。     

四时书声,百花齐放——广州市荔湾区康有为纪念小学

广州市荔湾区康有为纪念小学创办于1945年,原名大策直街小学,毗邻康有为家族书院小蓬仙馆。学校以“让每一个孩子立社会志、做有为人”为教育价值追求。近年来,学校作为广州市“智慧阅读”试点学校、荔湾区大阅读实验学校,在荔湾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青少年大阅读提升工程”工作小组的引领下,借助广州市中小学“智慧阅读”平台开展主题项目式阅读活动,校园里四时书声琅琅,阅读成为孩子的一种生活方式,滋养他们健康成长。     

杜甫诗《客至》与《宾至》重读笔记

48岁的杜甫历经了千山万水,千辛万苦来到了成都,起先寄居在一座叫浣花溪寺的破庙里．后来在友人的资助下．于浣花溪畔建造了一座属于他自己的“草堂”。“草堂”让杜甫感到了生活的安谧闲适．这样的闲适也就让诗人觉出一种美丽：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宇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出身小官僚封建地主家庭。幼年在祖父和父亲教养下,熟读古代经籍。“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土弟子员,日治帖括。”(梁启超:《三十自述》)十三岁肄业于广州学海堂。他深受封建传统教育,中过举人。十八岁后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与其友陈千秋晋谒康有为,“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于万木草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894年随康有为     

林译小说的地位与影响

我国近代,福建出现了两位著名翻译家:一位是严复,一位是林纾。康有为称赞他们“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感谢》)。这两位同时在译界享盛名的“译才”,都是用古文笔法译书的人。不同的是,严复虽然精通外语,了解小说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创作或翻译过小说,他只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孜孜不倦地译介西洋小说的,倒是不懂“蟹行文字”的林纾。林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他的译作曾经风行海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深刻影响。     

革命的催化剂：康有为“大同之学”的再解读

康有为的“大同之学”代表作为《大同书》.《大同书》成书过程很长,自1887年著《人类公理》,康氏几经修改,至1919年《大同书》单行本出版,前后长达30余年.康有为的“大同之学”早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已基本成型,并向学生宣讲,梁启超等一众学生深受影响.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宣传激进革命思想,实受康有为大同学说的感召;受梁启超的激进思想鼓吹,不少青年学子投身革命,实亦是康有为大同宣传的间接影响.所以,无论主观是否愿意,康氏的大同思想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虽然康有为一贯主张君宪和保皇,但在那个波谲云诡的乱世,个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由其主观意愿决定的.他未曾想到,相当一部分徒子徒孙,虽然受其思想指引,却挣脱樊篱,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辛亥革命最终爆发的推动力量.     

关于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

为了变法图强,康有为曾经研究了一些国家兴亡盛衰的历史,编成几部书稿。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载,计有《俄大彼得变法考》(二卷)、《日本明治变政考》(十六卷)、《突厥削弱记》(六卷)、《法国革命记》(四卷)、《波兰分灭记》(四卷)等五部。其中用力最深、篇幅最大、在变法中影响也最大的,当为《日本明治变政考》。《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条说:“时上频命枢臣催所著各国变政书。     

故居之杜甫草堂

成都杜甫草堂,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公元759年冬天,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携家带口辗转来到成都。在友人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两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他的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狂夫》）中提到的“草堂”便是成都草堂。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人称他为南海先生。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十八岁起受业于名儒朱九江。以后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思想逐渐转变,要求中国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长兴里(现中山四路)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开始时“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至十八之间”,以后就学者日众,发展至一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