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善治: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是“自反性现代化”的典型表征.本文从传播学角度揭示了危机信息的传播模式,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分析了危机传播的主要特征和研究框架.通过考察新媒体赋权特征,分析了危机舆论的生成与转化机制.政府应通过“媒介治理”动员多元主体的危机共治,实现“泛传播”安全.“媒介善治”代表了危机传播治理的深层生态学方向,它对公共危机管理,特别是危机舆情、重大突发性事件等泛传播安全都有较大启示意义.     

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危机传播是近年来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目前我国的危机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功能研究,危机传播中媒介、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研究,危机传播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报道模式,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危机传播的应对和管理策略。研究成果中鲜见较为成熟的实证研究。     

危机传播下的媒介融合与分化

本文试图讨论在危机传播背景下媒介的发展方向。以危机传播中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受众的需求为切入点,详述了媒介融合对危机传播的影响。从受众的注意力分化和媒介自身的优势分析媒介融合之后最终的发展目标是媒介分化。在危机传播中,分化更有利于不同媒介发挥各自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     

泛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传播下的媒介素养问题浅析

在泛信息化的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信息的传播也表现出新的特点。然而新媒体时代具有受、传双重角色的公众依然对危机信息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总结公共危机信息在受众群体的传播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政府、媒体、学校与受众等多方的媒介素养教育,意义较为重大。     

危机信息传播的公众认知与媒介素养教育

新媒体时代具有受传者和传播者双重角色的公众对危机信息传播的认知存在偏差,体现了其媒介素养的多层级和不平衡特征。在公共危机频发的当代中国,加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既是传播管理的重要内容,又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     

社交媒体时代我国危机传播过程中的社会情感因素分析

近年来,从情绪角度开展危机传播的研究成为社交媒体时代危机传播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由此本文主张在关注危机传播中个人情感因素的同时,引入社会情感的维度,主要分析了"怨恨""对立""不信任"这三种在我国危机传播中主要出现的社会情绪。同时结合媒介环境的变化,分析指出在社交媒体时代危机情境下情感传播呈现出"后真相"、"后现代"特征,以期丰富发展原有的理论,对危机传播管理和舆论引导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     

大数据时代的传播伦理责任多元论

大数据技术强势来袭,深刻改变了传播文明史,使人类进入了主体多元的泛传播时代。受传播生态的影响,泛传播时代的传播伦理责任也应当由规范传播者的传播伦理责任一元论向规范传播者、媒介和受众的传播伦理责任多元论转向。     

手机媒体的危机传播模式

2003年非典之后,学界开始从危机管理、媒介功能等角度探讨如何有效利用媒介进行危机传播。而随着手机技术的日臻完善,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在分析手机短信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及传播方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手机危机传播系统模式,并从微观系统和宏观社会系统对如何发挥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优势提出建议。     

“泛”媒介化背景下的国家形象传播——以纪录片《无穷之路》传播实践为例

“万物皆媒”,即各项社会互动及相关制度都会产生“媒介逻辑”的影响。“泛”媒介化意味着,媒介不是独立的存在,它带来媒介定义与媒介理解的传播新思考,亦革新了国家形象传播的思维方式。本文通过对纪录片《无穷之路》传播实践的分析,从主体、内容、渠道、受众几方面对国家形象传播进行思考与探索,以期让相关从业者更好适应“泛”媒介化时期的传播形式及惯例。     

手机媒体的危机传播模式

2003年非典之后,学界开始从危机管理、媒介功能等角度探讨如何有效利用媒介进行危机传播。而随着手机技术的日臻完善,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在分析手机短信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及传播方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手机危机传播系统模式,并从微观系统和宏观社会系统对如何发挥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优势提出建议。     

基层广播在危机传播中的特征与功能--以“新冠”肺炎防治宣传为例

广播是进行危机传播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宣传中,基层广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本文从客观条件、传播特征、功能优势三个角度对基层广播在此次危机事件中获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探析,发现基层广播具有传播内容地域化、传播策略共情化、传播范围扩大化等特征。相较于其他媒介,在危机传播中,基层广播在心灵抚慰、社会动员、舆论引导功能上更具有针对性。在发展上,建议基层广播尽快融入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联动新媒体,深挖专业领域,赢得媒介市场。     

批评监督的网络之变

传播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媒体"的外延,引领我们进入"泛媒体"时代,媒体的质的区别越来越让位于对传播效果的追求.泛媒体时代的这种传播特征至少包含两重意思:一是信息通道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二是媒介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媒体"联盟"的融合和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在网络媒体中体现最为突出.     

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认知起点和可能的实践路径

期刊和数字期刊是人类工业文明时代和数字传播时代两类不同的信息与知识传播媒体,各有不同的核心技术、媒介特征.和期刊不同,包括数字期刊在内的数字传播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移动技术为核心,摆脱了对出版物生产、流通的依赖与被钳制,传播周期在时间维度上极度压缩,而读者对象和范围则又在空间维度上无限放大,因而带来了传播过程、传播对象的泛时间性、泛空间性以及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这种由核心技术引致的不同媒介、不同传播方式及其效果差异,是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认知起点.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交汇将是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实践路径.     

中国电视调解向何处去——探寻在媒介产品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跨界生存与创新

中国目前的电视调解已经进入瓶颈化阶段,同质化以及媒介产品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断裂造成的传播伦理危机和社会治理危机已露端倪;中国电视调解向何处去的前瞻性思考必须首先始于对自身定位的理性省察;电视调解的定位应当在媒介产品和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谋求平衡,创造性地发挥大众传媒协同的优势,融入到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体系中,使大众传媒的传播功能、个案纠纷解决功能以及社会治理功能的抵牾、断裂得到弥合与彰显。     

媒介在企业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探讨

本文尝试从媒介功能理论的角度来讨论媒介在企业危机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阐述了媒介作为强势的意见领袖对危机事件的传播、扩散、以及消费者和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和判断的影响,同时自身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到危机事件中。     

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大传播战略的思考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我们要有效地传播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就必须树立大传播的观念,就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传播媒介领域,还必须扩大到期刊杂志、图书出版、电影乃至动漫、录音、录像、电子游戏等所有泛大众传播媒介领域.这些新闻传播媒介和泛大众传播媒介,构成了传播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的立体化媒介大传播网络.我们要认真研究、善于运用这个媒介大传播的立体网络来树立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的大传播还有第二层意思:不仅要注重充分运用新闻媒介和泛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传播,还要高度重视国家政策国家行为、实物传播和人际传播领域的大传播.只有这样,我们树立和传播的国家形象才是坚实、持久、可信的.     

新媒体的公共危机传播效能研究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不稳定＂时期,极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公共危机。科技进步为媒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媒体在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正向效能。但由于其大众传播与个人传播兼具的双重特点,又一定程度上对危机传播产生了一些负向效能。本文以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较之传统媒体不同的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公共危机实例的阐述,分析了新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正负向效能,对今后此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危机传播与政府媒介形象修复——基于陕西奥凯电缆事件的案例研究

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提升了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危机传播对政府媒介形象具有现实的影响。本文以陕西奥凯电缆事件为例,运用案例和理论分析的方法,从形象修复的角度剖析西安市政府和奥凯公司在危机传播中的应对策略,探讨人为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应采取何种媒介策略化解危机并进行形象修复。依据研究结果,为政府面对危机传播、修复媒介形象提出了四点相关建议,以期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强化媒介执政能力建设。     

政府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议程设置

网络时代,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着特别复杂的媒介环境。本文分析了政府危机传播的网络语境、网络议程设置者、网络议程对政府危机传播的影响等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有效的应对策略。     

泛媒介时代报纸周刊的生存策略

在一切皆有可能成为媒介、成为传播信息的渠道和载体的泛媒介时代,新媒介的不断开发和传统媒介的大肆扩容,导致信息过剩传播,媒介受众的分化聚合处于无序和无规则状态,而整个传播系统则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泛媒介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阅读习惯、阅读心理和求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