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相关史实辨证

因信息的来源、讲述者的态度、讲述时的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宋人(包括苏轼本人)对乌台诗案发生时具体情形的描述产生了差异。把苏轼在不同情境中的自述、宋人笔记所载相互对照,参以宋代法律条文,可以辨识相关记载的可靠性,并探知产生差异的原因。     

遥远的诗案——乌台案中的苏东坡

该通过乌台案的来龙去脉及原始资料的引论，阐述了人中的心理桎梏，忌才妒能对品、人品的决定性作用，展示了灵魂的震颤与搏斗。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长处短处优点弱点，影响着个案的公正判定，关系着事件的是非，——当然，这些早成了历史的落定尘埃，但做为人的精神之河，流淌在今人中又有多少积淀?     

苏轼和“乌台诗案”

有一次,电视台举行知识竞赛。一道赛题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谁的名句？”选手答：“苏轼。”主持人判定：“错,正确答案是苏东坡。”主持人的判定不妥,引在这里不过是想说明：苏轼别号苏东坡。他的别号比名字更广为人知,这个别号牵扯出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乌台诗案。     

政治漩涡中的士人心态对苏轼“乌台诗案”诗文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士人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土人心态必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内容。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在当时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究士人政治心态,特别是苏轼的政治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人点。苏轼是士人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心态颇具典型性。乌台诗案构成苏轼政治心态演变的转折点。透过苏轼在诗案前、中、后的大量诗文,可以对苏轼政治心态及其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苏轼的政治心态及其演变表明,在道、王夹缝中求生存的士人,其政治心态中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紧张与焦虑。这是传统社会下,士人无法摆脱的命运。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从“乌台诗案”看苏轼应对苦难的人生智慧

苏轼作为一代文豪,他词作中突出的乐观旷达的精神赢得了众多学者的赞扬。纵观苏轼的一生,特别是经历过“乌台诗案”后,儒家理想的破灭、与亲朋的离别等种种苦难无疑给苏轼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苏轼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用智慧巧妙地化解了这种悲伤,他的人生智慧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是不朽的精神宝藏。     

论“乌台诗案”后苏轼词旷达背后的心理实际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它对于苏轼词风格的转变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经历这一劫难后,苏轼前期绝对的乐观与旷达已经沾染上了更复杂、更深重的情感意蕴.不懈追求儒家理想却不可得的痛苦、思念亲朋却不得厮守的孤寂、时光宝贵却匆匆易逝的凄凉,在苏轼“乌台诗案”后的词作中相互交织,不容忽视.     

试论《石钟山记》与“乌台诗案”的联系

人们历来认为《石钟山记》的主旨是提倡探索真理、亲身实践精神,但却忽视了它深层的影射含义。实际上苏轼写《石钟山记》的真实意图是直指"乌台诗案"的。《石钟山记》是苏轼遭贬后的含蓄反抗。"乌台诗案"中,苏轼因别人主观臆断其诗而蒙罪,《石钟山记》正是苏轼对主观臆断者的嘲讽。     

适意——苏轼的审美人生态度

苏轼的一生是跌荡起伏的一生,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进退得失,他能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一种诗意的、审美的人生态度来应对各种现实环境。其一生的审美人生态度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适意”。     

"乌台诗案"是王安石所为? --对李国文先生《乌台诗案》一文的质疑

1997年第3期<随笔>杂志发表的李国文先生的<乌台诗案>一文,关于"乌台诗案"与王安石的关系,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等问题与史实不符,有关结论也就难免主观臆断之嫌.     

第七讲 乌台诗案(下)

主诗人龙吟:乌台诗案在北宋政坛掀起轩然大波,苏东坡的人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请继续倾听黄玉峰先生的精彩解说——苏东坡进入大牢的第三天,即八月二十日,由李定主持,开始审讯。先由苏东坡自述罪行,他只承认在杭州作过几首讽刺诗,又生怕连累他人,说是自己写给朋友的,他们没有回诗。见一时难以撬开苏东坡的嘴,何正臣等人用肉体和精神折磨相结合的办法,日夜拷问,羞辱侮骂,威胁恐吓。苏东坡熬不住时,认为士可杀而不可辱,于是设法吞药而死,却没有死成。我们敬爱的大诗人终于扛不住了。     

第六讲 乌台诗案(上)

东坡闲话主诗人龙吟:作为苏东坡人生重要分水岭的"乌台诗案",究竟是因何引发的?始末如何?且听黄玉峰先生细说端详——元丰二年(1079年),在湖州任上的苏东坡被押到了京城。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三月,苏东坡离开江苏徐州,四月二十日到浙江湖州上任。此前,他因在徐州抗洪救灾,立了大功,得到了皇帝嘉奖。他的警惕性更差了,对新政的弊端又口无遮拦地批评起来。他不知     

苏轼人生哲学的三重门

元丰二年（1079）,官场和文坛的污水一齐向苏轼泼来,“乌台诗案”苏轼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在落寞而壮阔的黄州,苏轼终于跨过他人生哲学的三重门,日臻成熟。     

"三舍人议案"、"乌台诗案"与宋代政治

"三舍人议案"和"乌台诗案",是宋代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三舍人议案"中,苏颂与皇帝、宰相的争论涉及以法治国还是以情代法?用人是皇帝、宰相"已夺"还是付之"听取众议"?"乌台诗案"是以诗文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大冤案,此案的罪魁是李定等制造者还是钦定、逮捕、审讯苏轼的宋神宗。分析两案是非曲直、经验教训,对选拔人才、以法治国等都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浅析苏轼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人生观

苏轼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喜爱与推崇,并非只因为他正直的人格、卓越的才华与豁达的胸怀,更由于他对待困境和坎坷的态度,历史上像苏轼这样一生坎坷的文人很多,但像他这样潇洒的却很少。在黄州、惠州和儋州,苏轼不仅接受了生活的苦难,更在苦难中体会到生活的诗意,能做到这一切,苏轼的人生观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苏轼的文化人格分析

苏轼的人生充满坎坷，一生屡遭贬谪，尤其是“乌台诗案”促成了他思想的成熟，塑造了他的文化人格。他的文化人格精神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最终达到了即此即彼的“自然”人生观，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

苏轼与章惇都是北宋的政治家,二人早年交好,章惇曾给予苏轼不少的帮助,在苏轼身处逆境时也能援之以手。后来两人交恶,章惇对苏轼恨入骨髓,直欲置之于死地。究其原因,固然出自章惇的一种阴暗心理,但也与苏轼出言无忌的直率性格有关。苏轼与章惇交恶,也是北宋新旧两党争斗的反映,在这种大背景下,必然会有牺牲品。苏轼和章惇深陷党争之中,不可避免地酿成人生悲剧。     

苏轼紫姑书写系年正误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那里他见闻并亲自参与了当地的"迎紫姑"习俗,写了五篇相关作品:《子姑神记》《仙姑问答》《少年游》《天篆记》和《是日偶至》。十二年后,他被贬广东再遇此俗,感而为文,作《广州女仙》。苏轼的六篇紫姑书写对于苏轼研究意义重大,然而历来对东坡作品集的编订、注释和研究都不是很重视这几篇文章,甚至前五篇的写作时间都有很大争议。归根结底,遵循《苏文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和没有细读文本是导致失误的主要原因。本文对苏轼的六篇紫姑书写进行考订,基于文本细读、比较,梳理其写作时间和基本关系。     

苏轼《定风波》赏析

人生不经几番风雨，便难彻悟。东坡一生多遭困顿，几经沉浮。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次磨难几乎要了他的性命，劫后余生的东坡对仕途早已厌倦，对人生更是大彻大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