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代民俗

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在中国民俗调查与研究上也是位开先河的人物。弱冠之年，他便离家南下，不畏艰难、不惧险阻，跋山涉水，调查民俗。入仕后又以公务之便，忙里偷闲地调查，第一次对全国民俗的特征作了精确的阐述。他的《史记》成功的奥妙之一，便是匠心独具地运用民俗材料来塑造人物，他对民俗的关注为后世史家所祖承，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     

扬雄《酒赋》探微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国人的性情,还渗入了文学的创作。在文学作品中,邹阳的《酒赋》被认作是最早写酒的赋。但若深入考究则会发现,真正在写酒类赋文中具有开创意义的应属扬雄的《酒赋》。扬雄的《酒赋》不但开启了后世作家写酒的先河,且对周边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以往学者研究扬雄的作品,对此赋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多有忽略。探讨扬雄《酒赋》与邹阳《酒赋》的先后,继而分析扬雄《酒赋》对文学创作题材的拓宽、俗赋的创作风格以及接受和影响,可一窥此赋在写酒类文学作品中所处的独特地位。     

扬雄悔赋考辨——以扬雄《自序》为中心

从扬雄《自序》考察他的立身行事与思想著述,发现他晚年悔赋之语并非其真实想法的表达;而是反映他在目睹道之不行和赋之不用的情况下。对辞赋接受者的失望心态和对自己辞赋创作的回环自释。     

以扬雄《方言》为依据的汉代方言分区研究综述

扬雄的《方言》提供了丰富的汉代词汇资料及其分布,使我们有可能窥见汉代方言区划的轮廓。自林语堂始,先后有学者以之为依据进行汉代方言分区研究。各家分区论说大同小异,研究依据、条件、原则基本一致,在研究方法上亦各有见解。但是,目前受《方言》材料本身的局限,汉代方言分区研究在方法论上未有大的突破,这项研究工作还无法向更细致的层面推进。     

楚骚与汉代抒情赋

先秦的抒情作品严格说只有《诗经》和楚辞,研究汉代的抒情购,沟通两具时代血缘关系相近的抒情文学体裁,可以认识抒情主体的思想变化和对抒情体裁的继承与发展,汉代抒情赋体现出作者在新的封建政治统治下的心路历程,人格变化和主动向道家思想的追求,体现出伴随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女性形态美的欣赏和汉代士人的婚姻观念,在表现形式上,继承并发展了楚辞纪行,写景抒情的手法,使之更加自觉,细腻,和文人五言诗一样,汉人已有意识地追求创作主体和外在景物的沟通。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扬雄“四赋”的突破

扬雄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创作了四篇赋,这四赋虽都为模拟之作,但并未亦步亦趋,而是在形式、内容、风格等方面有很多的创新,这些为扬雄在汉赋史上赢得了崇高地位。     

《汉书·艺文志》刘歆、班固选扬雄赋考论

《汉书·艺文志》由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在扬雄赋的著录上，班固在《七略》原四篇赋的基础上增补了八篇，本文就这十二篇赋的篇名和刘歆、班固各选扬雄赋为哪几篇作考论，从而看出刘歆和班固著录扬雄赋的标准之差别，感受二人不同的文学观。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诗

汉代风俗文化对本时期诗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乐舞、宴饮、祭祀、方仙道信仰等风俗文化促进了汉诗的创作和传播;俗乐的流行造成了汉代歌诗内容的世俗化;乐舞、享乐、祭祀等风俗和风俗的地域差异影响到了汉诗的体裁、形式、语言和风格。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论汉代择吉民俗的发展及其特征

在汉代,以“三合”及“生旺”等为代表的五行理论已完全成熟,这一理论成为包括择吉术在内的传统术数的理论基础。由于择日办事世风之炽烈,两汉时期出现了建除家、五行家、堪舆家等多家择吉流派,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择日专历,最后导致择吉日书与历书相结合,使汉代成为我国择吉黄历草创的重要时期。     

《三国演义》与汉赋:两种文学经典的重要关联

《三国演义》与汉代辞赋之间有着某些重要关联。第一,两者的文化精髓相通,即都为"大一统"思想文化,且这一文化对两者成为文学经典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三国演义》恰当而成功地点缀了部分汉代辞赋,属妙笔生辉、锦上添花之笔。     

秦汉的礼制与法制初探

在礼与法当如何配比以建构有效的政治文化模式，礼乐教化与刑杀，武功与威德当如何运用以调理民心，规范社会，巩固统一的问题上，秦汉统治者一直处于不断的摸索之中。这种摸索的过程就是礼与法从对立冲突逐渐走向融合协调的过程。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汉武帝才摸索出了一套富有弹性和生命力的政治法律模式——“礼法结合”。在秦汉的历史长河中，礼制与法制两大社会控制系统处于动态发展的“混一”状态，这是我们认识秦汉礼制与法制真实状态的关键。“礼法结合”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主要的政治法律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其适合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独特的内涵和结构关系。     

从畋猎、祭祀到都市生活——汉代散体大赋题材演变论

汉代散体大赋的题材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汉代开国后的盛世景象造就了整个社会的昂扬意气和外向心态,畋猎和祭祀作为大汉气象的最佳代言首先成为了西汉中期至后期大赋的主要题材.而随着西汉末年的国势衰落.时代精神由高扬趋向低抑,社会心态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文人的视线也从天子的征服活动移入都市的繁华和宫殿的奢美之中,京都和宫殿题材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散体大赋愈来愈小而化之,出现了向抒情小赋靠拢的趋势.     

民族民间乐舞的繁兴与汉乐府体诗歌的产生

汉乐府体诗歌的产生是汉代乐舞繁兴的必然结果，它随着乐舞的繁兴而产生，并成为继“诗”、“骚”之后中国文学史又一新诗体。汉乐府诗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在诗歌体式、语言容量和表现力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引起汉代文人的注意并开始模拟它们，将它们引进文坛，为后世多种诗体特别是直接为五言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而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扬雄“文质”美学思想及其对汉赋的评价

文与质的关系问题是扬雄美学思想的中心内容。他主张“文质”兼备,二者统一,其中“质”必须符合明道、宗经、征圣的原则,符合这一原则的就是美的。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扬雄对汉赋进行了批评,这源于汉赋的形式与内容不统一,文质不相符。文质和谐才成为美。可见,扬雄对于辞赋的看法,是贯彻了他的“文质”美学思想。     

扬雄文学思想对东汉文论的影响

扬雄文学思想对东汉文论有较大影响,桓谭、王充和班固学习扬雄自创体系的著述精神,接受他尚用、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观点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意见以及其他文学见解,并有所发挥,从而为东汉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努力。     

汉代婚俗的一面镜子:《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传统。《孔雀东南飞》作为乐府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它像一面镜子,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使我们从中能看到汉代社会的风俗民情。本文主要通过焦母遣归刘兰芝,县令、太守家的求婚以及太守家的迎娶过程来透析汉代社会遣归习俗、再婚观念与迎娶礼仪等婚姻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