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师范学院学人--李乐营教授

李乐营，男，汉族，1962年生，通化市人。1984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2002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并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师从刘厚生教授，主修东北民族疆域史。吉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学科组成员。李乐营教授从教以来，先后承担了“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西方史学史”、“中美关系史”、“中国东北古代史”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得英才而教之，同游史海，共励做人，深感其乐；视教学为学问，丰富内容，探究方法，惟…     

龚自珍“尊史”思想研究

“尊史”思想是晚清时期名思想家和史学家龚自珍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龚氏指出：史官应“善入”与“善出”，又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氏的“尊史”思想及强调史学应经世致用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     

郑州大学“中国革命史”课实行“专题群体流动”教学成效明显

郑州大学“中国革命史”课实行“专题群体流动”教学成效明显郑州大学思政系多年来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史”课的教学改革，总结出了“专题群体流动”教学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了探索教学改革新路子，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他们于１９９３年成立了“中国革命史”教学改革课题...     

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堂教学及统编教材修订问题琐议

文章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堂教学应强化“史”的意识和“史”“论”结合意识，适当融入“文人心态”内容；两种配套统编教材的修订要纠正五种缺陷和两个偏离。     

“中国革命史”教学如何由“史”向“论”转变？

“中国革命史”教学如何由“史”向“论”转变？陈水林“小学讲故事，中学学历史，大学讲理论”这是中国革命史学科教学的三步曲。“中国革命史”作为国家教委规定的全国高校学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课，讲理论怎么讲？讲哪些理论？目前，我校“中国革命史”课程...     

论金松岑诗歌的“诗史”特征

金松岑是近代颇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反映了国内外半个世纪的历史面貌，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物，历史上发生过的实事，官府的敲诈和百姓的涂炭，以诗证史，以史补诗，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当然，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诗史”的深层含义应为“史外传心之史”，他的创作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几点认识与体会

顾名思义，“思想化史”涉及的中心命题是“思想”与“化”。在当代西方人社会科学领域内，最纠缠不清的应该就是“思想”与“化”了。其实“思想化史”的界定是很简单的，它被翻译成英为intellectual history，从这一点上看，“思想化史”包括人对自然环境、物质条件的认知与适应，人对人类社会生活、组织、制度的改造与适应，以及人对已知或未知世界的想象、信仰和崇拜，也包括人对自身的经验、     

漫话修校史

常听人说“盛世修史”和“志以存史”，纵观历朝历代，在通过种种努力争得了一个“太平盛世”时，都会想到修史，如果觉得主客观条件一时还不具备，那就修志，叫做“志以存史”。把资料保存下来，留给后人去修，这似乎是我们国家的一种传统。     

《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出版

由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刘学锴教授撰写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已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著者在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李商隐评传》基础上的又一新作。作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唐代大诗人接受史系列”的一个子项目，《李商隐诗歌接受史》，根据统一的构想，每个大诗人的接受史大体上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     

从贝德士到章开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薪火相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章开沅先生因偶然因素开启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并由此发现了耶鲁所藏他的业师、金陵大学历史系创办者贝德士的文献。“贝德士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彰显了贝德士献身教育、追求学术、寻求正义、无私奉献的一生。晚年的章先生以研究“贝德士文献”为志业，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等领域的论著，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响，成就了章先生学术生涯的又一高峰。章先生继承了贝德士未竟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强调传教士研究对“走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意义，并以“呼唤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建”响应贝德士“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的呐喊，实践了“史学的参与”。从贝德士到章开沅，从学术追求到人生理想，两代学人学脉绵延、薪火相传，他们继往开来、不断探索的学术精神，值得后人传承发扬。     

“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笔谈——加大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力度

“中国古代史”在历史学专业中属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程，是我校重点建设课程之一。近年来，站在教学第一线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老师们，为配合教学改革，紧紧围绕培养目标，以优化教学内容，加强学术性和开启学生的思维、培养研究能力为重点，严肃认真，努力实践，对教学理念的转换，教学内容的改革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等作了大胆的探索，成效显。这组笔谈，分别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学习评价体系以及教材建设的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探索，集中展现了“中国古代史”的老师们对教学改革的理性思考，谈的虽然只是“中国古代史”，但一些基本原则，对其他课程的教改，也不无参考价值。[编按]     

新颖的思路 精深的阐发——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文学思潮史隶属文学史之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倡导“重写文学史”以来，对“思潮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的重写已然成为其中的热点。2002年，张俊才、李扬两先生合作推出了一部新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该著以其     

《心史》：郑思肖的赵宋情结

郑思肖是中国学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的《心史》虽是“古今所未有”的奇书，但又有真实性．是磅礴着浩然之气的心灵史。它和郑氏其他作品一起，真实地反映了南宋王朝日趋覆亡的现实悲剧和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赞颂了以天祥为代表的民族英雄的凛然正气，反复表达了郑氏“一统正乾坤”的热切意愿和“终身只宋民”的坚定决心．达到了“篇篇字字皆盟誓”的程度。从《心史》的接受史看，直到20世纪初，它还在发挥着“起国家之衰”的振奋人心的作用。     

“总体战体制论”：当今日本史坛值得关注的理论

本对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边续性”的“总体战体制论”，做了系统扼要的阐述和分析。序言部分提出了中日史学界对日本现代史的基本认识；第一部分论述了“总体战体制论”以挑战传统史观为目的的立论宗旨，以横向和纵向比较为特征的立论方法，以考察“总体战”和战后体制的关联为线索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论述了这一理论在转移认识日本现代史的视角、拓展认识日本现代史的视野方面的影响和贡献；第三部分论述了笔对“总体战体制论”一分为二的分析。     

钱谦益"诗史"观念与实践及对注杜的影响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建立了“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强调经史并重，主张诗史一家，他自已的诗作就有“以诗记史”的特点，其中尤以晚年所作《投笔集》为代表，基于明确的“诗史”观念和卓越的创作实践，钱谦益的杜诗注本以“以史证诗”的鲜明特色，开创了杜诗学的新局面。     

教材中统一使用“国民党政府”这个称呼好

高中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和高等学校使用的某些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中，在叙述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这段历史时，对“国民政府”这一个称谓词语的使用比较混乱。编的本意可能是尽力体现教材的“客观性”。其实呢，这样做的效果恰恰减弱了客观性，增加了叙史中的矛盾性和阅读中的疑惑点。     

新历史小说与现代史的另一面

“新历史小说”之“新”，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新历史小说中，将家族史与现代史结合起来写，立足于民间和边缘化立场叙述中国现代史成为一种极普遍的创作现象。新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史的另一面。     

“旧领土上的新主权”——电学史在中国的历史书写探微

第二次西学东渐时，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电”概念传入中国对译为中文，首先传入的是“电气技术”，随后才有“电气科学”著作被译介为汉语。而囿于传统中西知识体系的隔膜，中国学者无法细分“科学”与“技术”之间差异，将所有关涉“电气”的知识一概以“电学”命名归集，由此便出现了新兴的“专门学”——“电学”。随着各种“电气技术”广泛应用，相关的物理学教育制度的确立，“电气科学”著作也被更多的晚清士子所研读并深入思考，中国历史上有无“电学”成为考据的命题，由此开启了“电学史”在中国的历史书写过程，一直延续到“科技史”学科的建立，中国“科技史家”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电学史编史过程。整个电学史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历程也展现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物理学知识本土化的思考和探索。     

陈洪：快意人生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栖霞县人。60年代就读于天津市南开中学，1968年10月下乡至原籍，1978年10月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198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85年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88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升为教授。先后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思想史”、“中国小说理论史”等课程，     

钱大昕历史考据学的渊源、理论和方法

钱大昕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考史大家。他在吸收和借鉴前人考论结合的治学特点和严谨考订的实学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治史理论和方法。他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总纲和“开导”、“嘉惠”后学的考史目的，以及“叶年代”、“揆时势”、“察苦心”的治史态度，不仅使钱氏本人在考据学上贡献卓著，而且作为方法论对于史学研究和学术批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