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时期外商在华经营策略述论

五口通商，是外商在华拓展经济活动的有利时机。从商品采购，商品销售，市场竞争及市场导向等方面看，外商对经营策略是相当重视的。不过，这一时期外商经营策略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外商是否因时因地调整经营策略，关系到外商在华发展与兴衰。     

五口通商时期的银元风潮与近代中国金融的发展

五口通商时期的银元风潮,是这一时期金融风潮的核心问题.它的产生与解决是中外有关各方为了自身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外国中小洋行,大洋行与外国银行,中国钱庄,中国贸易商等中外商人,以及中国、美国、英国等国有关当局都卷入了这场风波.他们从不同的利益角度提出了银元改革的主张.银元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与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件大事.     

一口通商制度中的十三行与丝绸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只保留粤海关的对外贸易职能,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史称与西方国家"一口通商"时期。在此期间,丝绸是海外贸易中仅次于茶叶的大宗商品,为广州十三行所垄断,对西方社会及中国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衍生了中西丝绸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王土与边城:五口通商前后福州城在清廷视野中的演变

清代自道光朝以降,由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西方殖民者开始以强者的姿态进入中国。这种时势的变化迫使清王朝的统治者改易了对福州的统治策略。五口通商以前,清王朝实施的海禁政策,使得福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钳制;五口通商以后,福州开埠历经曲折,开埠情形也未如此前外人预计中的理想。这些曲折背后体现的是清廷对于帝国安全和政权威严的考量,福州虽然始终是清政府维系东南疆域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平衡点,但是五口通商改变了清政府对它的原有认知,福州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王土"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边城"。     

清季三口通商大臣职能考述

三口通商大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为适应中外情势变化而在天津设立的一个新官职,设立于1861年底,裁撤于1870年天津教案后,期间皆由满清贵族崇厚充任。其最初职能为办理三口通商交涉事宜,并兼管天津钞关,后来又逐渐扩充到练兵、海防、制器诸项,并兼及地方政务领域,对同治年间的内政、军事、外交等均有重要影响。三口通商大臣职能的演变,是外国列强、清廷中央以及崇厚本人三方综合作用的结果。     

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出台原委析论

乾隆朝的一口通商海疆政策作为清政府禁止西洋人前往江、浙、闽三地贸易的禁令,既不是出于对西洋人和国人正常商业贸易的限制,亦非对粤、浙海关之间争利的解决方案。随着中外贸易发展,奸民常在,夷商时来,二者之间的经济交往甚至相互勾结已成常态,清政府对其防范亦与日俱增。清政府通过在广州设置官办或官管商办机构的方式以限制和减弱民与夷的接触,把西洋人的商业行为囿于粤省一地,其实质不过是清王朝面对西人东来、 民夷交往过于频繁的无奈之举。     

一口通商前后广州十三行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清廷宣布改四口通商为广州一口与西洋通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禁止基督教是清代闭关锁国政策之一,其负面影响是切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常渠道.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十三行成了西方教士传教和西学东渐的畸形平台.     

明清时期中西科技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科技的发展缓慢,科技成就多属于农业、手工业、医药等传统应用科学领域,仍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和经验总结的方法,如《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等,虽有进步却无本质突破。     

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

五四时期出现了引入西方史学的新热潮。与以往相比,所输入的西方史学的内容,在系统性和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以梁启超、胡适、何炳松等人为代表,在积极引入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对中西史学的结合做了有益的尝试,促进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因客观条件与主观原因的局限,在五四时期中西史学交融的过程中,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说明这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     

论清末东北“新政”时期的开埠通商政策

东北是清朝发源之地,却在19世纪末20在世纪初承受着外侵的“围攻”。清末“新政”虽然以立宪为幌子维护清政府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但东北地方官员励精图治,为图强抵外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策略。开埠通商政策从提出到落实,饱含着清政府官员爱国图强的愿望和忠心,然而也承受着腐败统治和强大外侵的抵触和压榨,使得开埠通商政策实施步履维艰,因而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但给我们后人的启示不可泯灭,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实力,才能立足于国际平等地位中。     

一部地方史研究的力作——读《通商贸易与区域社会变迁》

以重庆开埠为切入点观察四川区域社会变迁，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陆远权博士近《通商贸易与区域社会变迁——重庆开埠二十年发展研究》可称此一领域的力作。     

中西史家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读书札记

文艺复兴是西欧从中世纪文明向近代社会过渡的一个时代。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渗透性的一种文化现象 ,人文主义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什么是人文主义”这个问题绝不会有一个人人信服的标准答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 ,人类对自身的精神处境愈来愈不满意。以人的能力、价值、尊严为主题的人文主义研究将是一个历久长新的课题     

北洋政府时期青岛的进出口贸易

1922—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青岛的对外贸易有了相当的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净值基本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反映了这一时期港口贸易的日趋繁荣。然而由于德国和日本在青岛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外资尤其是日资在青岛的经济贸易中一直占有很大的优势，因此1922年中国政府虽然收回了青岛主权，但是进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外资所操纵，从而严重地影响了青岛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冷战时期英日通商关系发展的进程及其特质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英日两国各自作为美国的盟国,在欧亚国际政治领域支持美国的遏制战略。195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获得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成员国地位,但英国拒绝承诺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问题从此成为直接影响英日通商关系发展的重大因素。1962年末,英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通商航海条约,规定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然而,日本商品在进入英国市场时受到差别对待的局面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英国商人在进一步开发日本市场方面也面临着来自日本政府的重重阻力,互相清除残存的贸易壁垒成为此后英日贸易谈判的长期议题。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的十余年间,英日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日本不再轻易对英国做出让步,致使旨在彻底清除双边贸易壁垒的长期自由化计划谈判最终失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英日关系发展模式的逆转。     

论新疆发展对中亚五国贸易问题

新疆发展对中亚五国的贸易呈现良好的态势,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提出了优化商品结构、多元化外贸与内贸相结合、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等相应的对策。     

宋元时期中日贸易的特点

宋元时期中日间贸易往来以民间的私人贸易为主要形式,其规模是空前的,期间伴随着文化尤其是宗教的交流.     

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略论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河西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割据政权,史称"五凉"政权。各政权辖境分布着众多的汉人和少数民族,他们错居杂处,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使民族间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促进了河西各民族的大融合,对恢复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做出了贡献,为隋唐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元时期广东与海外的丝绸贸易

丝绸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大宗货品。宋元时期，由于政府大力扶持丝织业，并以空前开明的态度鼓励海外贸易，广东丝绸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广东地区的蚕桑业虽然并不发达，但其丝绸贸易有坚实的货源后盾，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又使其易于与海外各国进行丝绸贸易，成为声名显赫的丝绸吞吐中心。     

五凉时期河西的私学教育

河西教育渊远流长,历史悠久。自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开发河西后,河西儒学教育就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到五凉时期,河西私学教育在中原长期战乱、官学沦落的大背景下,由于西州大族的支持和自身所具有的众多优势特色,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名儒众多、规模宏大、地域广泛、著述丰富的兴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