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末的商事立法

清末的商事立法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法律从形式、体例到内容都具有创新性，符合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需要。清末的商事立法具有盲目照搬西方立法成果、脱离具体国情、应急等不足，并未发挥实际效用，但这些立法成果是此后中国商事立法的基础，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论官报与清末立宪思想的传播

官报是推动清末立宪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清政府派遣五大臣考察宪政和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清廷实行立宪的信息通过官报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向外界传达,对立宪思潮走向高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官报的传播不仅有利于立宪思想的延伸,也补充着立宪报刊传播的地域和阶层盲区。     

试论清末立宪时期严复的政治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史学界一致肯定，然而对其在1905年前后清末立宪时期的政治思想及活动则褒贬不一。笔者以为，从戊戌到辛亥，严复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清末立宪期间他的著译和政治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有所增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故而对其不应以“政治保守”概斥之。     

载沣集权政策与清末政争

清末最后三年，载沣采取集权政策，将中央和地方权力收归到自己及其亲信手中，从而引发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这场政争的性质不是单纯的满汉之争，而是对清末预备立宪领导权的争夺，是预备立宪的缓进和急进之争。政争对清末宪政运动的进程和清朝的灭亡都产生较大影响。     

试论清末制宪权之争

清廷自踏上立宪之路起,便试图通过宪法钦定、发布《宪法大纲》以及制定资政院章程等形式来把持制宪权;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为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将制宪权让与资政院。资政院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由于清廷不断发布上谕而逐渐获得了制宪权"。相反,武昌起义前资政院议员均认可该院没有制宪权的规定。1910年之后,由于民间立宪人士持续对政府施压和资政院议员的不断争取,资政院最终在武昌起义的乱局中一举获得了制宪权并在短期内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     

清末铁路立法思想片论

清末的铁路立法思想对铁路立法影响较大 ,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铁路事业。这些立法思想中 ,关于法规的制定及铁路交涉两方面的主张便是两个重要内容。时人主张明降谕旨、制定章程 ,并就路律的编订、商路公司适用的商律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同时 ,他们亦主张铁路交涉应纳入商务范畴 ,并尽力运用国际法。这些主张都对当时的铁路立法与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沈家本的司法独立思想——兼论清末法制变革之指导思想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法律准则,在清末沈家本所主持的法制变革中获得了正当性。作为一位坚定的司法独立主义者,他既是当时司法独立的理论阐述者,同时又是一名勇于实践者,他在清末提出并付之于司法实践的司法独立思想,体现了近代以来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法律文化自觉转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历史趋势。他的司法独立思想不仅对近代司法改革具有直接的理论推动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推进的司法改革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清末新政中的制度期望冲突

清末立宪的参与者主要是清政府和立宪派。两者在政治危机中的互动关系影响了清末变革的走向和结局。详细剖析两者对立宪变革的期望及其差异,深入分析朝野立宪理念的对抗过程、整合策略的得失,同时考察制度建设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理解清末立宪变革失败的原因。     

清末的“预备立宪”

1906年到1911年期间,清朝政府扮演了一场“预备立宪”的丑剧。这场丑剧是清朝统治者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抵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玩弄的政治骗局。当时一个奏请“立宪”的满族贵族大员端方在密奏中说:“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奴才窃计善后之策,不出两途:一日用严峻之法,摧锄逆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所谓“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就是“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这就清楚地说明,清末的“预备立宪”,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反革命两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在蒙古地区的体现

清末预备立宪标志着封建专制制度已被打破,清政府着手改革专制制度,逐步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经过立宪,清末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开端。从法制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清末宪政改革在国家制度和政治法律生活中贯彻了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且取得了实效。由于蒙古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和财政极端困难,再加上思想观念封闭保守,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缺乏,使得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在蒙古地区好象无多大价值。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对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试论晚清重商思想

晚清重商思想是晚清重要的思潮之一,是中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发生碰撞时产生的。这一思潮影响广泛,引起了社会变局。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维新派都提出了自己的重商主张,虽言论不一,但主要商业思想较为一致,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商业的重要性。     

论清末法律渊源

清末法律渊源,由于社会发展状况的明显差异,可以以清末法制变革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变革前,法律渊源以中国传统法律渊源为主,即律、例、会典、地方性法规、条约等正式渊源和习惯、判例、法律解释等非正式渊源。变革后,除已有法源外,从立法角度还初步形成了以宪法大纲为核心,包括宪法大纲、全国性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带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法律渊源体系,从立法角度打破了"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律渊源体系。     

浅析晚清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在旧中国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产生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观目的是造就洋务人才挽救清王朝的政治危机,但与中国传统学校相比洋务学堂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性,它对中国工业、军事和教育等领域走向近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教科书审定研究

教科书审定是晚清政府控制国民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清政府规定了教科书的审定范围,确定了教科书的审定程序,采取了多种保障措施。清廷希望以此来规范意识形态,有效控制各种思想,强固思想文化秩序。晚清政府的教科书审定政策尽管遭到了不少非议,但客观上为当时的从教者和受教者提供了较好的教学用书和知识课本,并促进了我国近代新式教育的规范发展和体制建设,在清末的新式教育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浅析晚清主流外交思想的演变

由于受国内、国际两种因素的制约,晚清主流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被动的演变过程,它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外交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过程,同时在客观上也反映了近代中国险恶的国际环境。     

清末新政时期安徽习艺所初探

清末新政时期,安徽政府积极举办各项新政,创办习艺所为其中一项。习艺所的创办,对维护安徽社会的稳定、促进安徽实业的发展以及保存民间手工技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开办经费的困难,习艺所的积极作用有限。     

论清末的刑讯制度改革——1905—1911年《申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1905年开始的刑讯制度改革引起了清末朝野的广泛关注.以《申报》、《大公报》为主的社会传媒,针对废止刑讯谕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揭露了刑讯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刑讯制度的措施,并对刑讯制度改革执行不力的原因予以剖析.这表明,近代司法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刑讯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在地方州县得以真正贯彻实施,法律改革仍然面临着诸多阻力.     

论晚清发展证券市场的思想主张

晚清人士通过对西方股份制的考察和本土股份制实践活动的反思，逐步认识到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性，指出要防范股票发行与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和恶性投机行为，分析了股票证券市场建设与发展股份制经济的内在联系，探讨了股票证券市场的社会经济功能。     

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四十五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这突出地表现在农商关系及对外贸易上；六十至九十年代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主要内容是明确批判重农抑商，宣传重商，商战、流露出重工思想，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主要内容是强调以工立国、力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着意于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海洋的需要，关于晚清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的原因，乃我国对外贸易本身的的长足发展，这从关税的迅速增长看出，而就其影响而言，从经济的角度说无外乎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商品经济日渐发展，二之间相互作用，是互动的关系，但是如果从化的角度看则可发现，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对晚清化的西北，进化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中西冲突表现在经济上是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的对撞，结果我国的主体经济－自然经济分崩离析，日驱式微，经济西化了，重构在之上的化西化当然不可避免。     

试论清末留日速成师范生的派遣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挽救危局,变革新政,重视育才兴学。为解决当时师资奇缺问题,清政府决定向日本派遣速成师范生。留日速成师范生的派遣方式主要有公费、自费两种,课程设置主要为西学,学习年限多为一至两年不等,但多被压缩。派遣速成师范生的行为虽然有些盲目,但作为应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兴学需要,也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