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敏感度的影响

以2004年为研究窗口,筛选出沪深两地100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4～2007年四年年度财务数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选取大股东持股比例、薪酬委员会、高管持股和独立董事制度四个特征,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年度效应之后,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与高管薪酬敏感度负相关,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可以减轻委托代理关系,降低薪酬激励的水平;薪酬委员会制度在薪酬方面相比于独立董事制度更相关,薪酬委员会设立可以提高薪酬敏感度,而独立董事与薪酬敏感度没有相关性,这似乎说明独立董事制度尚待加大执行力度。     

上市高新企业高管薪酬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

高新企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薪酬是发挥其人力资本优势的主要激励手段,高管人员的薪酬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对上市高新产业企业的高管的薪酬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对上市高新产业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公司的规模、业绩、公司所处的经济区域以及公司的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其中,公司的规模对高管的薪酬的影响最大。对高管的持股比例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公司的规模、业绩及公司的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的比例、监事会规模并不影响高管的薪酬。高管的薪酬和公司的业绩显著正相关,高管的薪酬水平、持股比例和高管的薪酬差距明显影响着公司的业绩。本研究证实了高新企业高管薪酬的效应,建议对高新企业高管人员实行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的业绩为驱动的薪酬制度,在规范的基础上大力推行股票期权计划,适当提高高管团队的薪酬差距,进一步完善高新企业的治理结构。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比较研究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选取2003-2010年沪深两市296家国有和176家非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控制了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和两职兼任等因素之后,实证分析了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随着高管持股数量的增加,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更高,但国有上市公司则相反;公司规模的扩大会降低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且只有当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在不同的区间范围内,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才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业绩基础的薪酬制度是所有者用于减轻代理成本的一种治理机制。选取2007年我国228家家族类上市公司和770家非家族类上市公司,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家族类上市公司来自家族的高管薪酬、家族高管薪酬与其职工年收入的比值明显比非家族类上市公司高,并且薪绩敏感度低;然后通过家族类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对家族高管薪酬治理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独立董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高家族高管薪绩敏感度,但以家族高管的高薪酬为代价,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家族高管薪酬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家族类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建议。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R&D投入——来自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分析

以沪深两市105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选取衡量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六项指标、高管激励的三项指标及企业R&D投入的两项指标,构建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R&D投入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教育程度和专业背景与企业R&D的人力资源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职能背景与企业R&D经费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团队年龄与企业R&D的经费投入水平显著负相关。(2)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正向促进了企业的R&D投入水平。(3)高管股权激励在高管团队年龄和企业R&D经费投入的之间关系上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高管晋升激励在高管团队性别和企业R&D人力资源投入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内部治理视角下创业板上市医药公司高管变更动因研究

研究以截止2019年创业板上市的70家医药公司高管变更现象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探讨在公司内部治理视角下高管变更现象的前因条件,分析董事会领导结构、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监管力度、董事会构成、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激励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通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性的识别出4种类别的公司治理形式,即监管薄弱型、协调失衡型、高度集权型和股权主导型.存在上述4种公司治理形式的公司容易产生高管变更.从两职合一和两职分离2种情况给出建议,并提出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防止高管的非正常变更.     

管理层权力与异常高管薪酬行为研究

高管薪酬通常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确定.很多公司收益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其高管薪酬却高于行业平均值,本文将这种情况认定为异常高管薪酬.本文选取2003 - 2009年沪深两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异常高管薪酬与管理层权力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股权分散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的企业中,异常高管薪酬现象越严重,即管理层权力越大,发生异常高管薪酬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研究结果应引起投资者、债权人、国资委及证券监管部门等的关注.     

转轨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变更的影响因素研究

公司治理就是通过各种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司管理者行为能满足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要求，检验经营业绩和后续的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评价公司治理机制的方法之一。董事会监督、管理者持股、大股东监督和控制权竞争是西方国家约束高管的主要公司治理机制，而在转轨背景中，政府政治干预、大股东侵占和内部人控制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主要因素，限制了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     

高管团队与公司创业战略:基于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融合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电子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管团队人口特征、激励约束水平和公司创业战略进行测度,在融合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对高管团队与公司创业战略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人口特征和激励约束水平影响公司创业战略,高管团队激励约束水平在高管团队人口特征与公司创业战略关系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高管层权力强度、其他大股东制衡和在职消费——以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选取2007～2009年9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层在职消费分析为切入点,分析高管层权力强度、其他大股东制衡对公司高管层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越大,在职消费水平越高;(2)其他大股东制衡能力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高管层滥用权力扩大在职消费水平;(3)国有企业高管层权力强度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和非国有企业高管层权力强度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是其他大股东对高管层权力强度下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信息技术公司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信息技术业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公司研发项目周期较长、不确定性较大等特点很可能导致基于公司短期经营业绩的薪酬激励方案降低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本文通过对2007-2008年中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的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公司董事会通过薪酬方案鼓励公司高管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以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而且,研究表明公司薪酬方案更倾向于奖励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的公司高管团队,而不是公司CEO。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高管“双元”资本 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于上市公司权衡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企与民企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比较研究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的薪酬和股权激励机制是留住企业优秀高级管理人才的关键,民企与国企在属性上存在差距,那么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是否存在差异,值得研究.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的现状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国企与民企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方面的差异.研究得到,在高管薪酬方面,国企高管前3名薪酬均值高于民营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金融、保险行业高管薪酬最高,农、林、牧、渔业最低;东部发达地区高于落后地区;资产规模大的企业高于资产规模小的企业.在股权激励方面,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股权激励标的物的选择上偏好一致,都喜好用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在地区上大都分布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行业上大都分布于信息技术产业等新兴行业;国企股权激励的比例整体低于民企股权激励的比例.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高管短期薪酬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在控制高管长期激励的基础上,研究高管短期薪酬是否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并探讨了外部监管对高管短期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高管短期薪酬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增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并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外部监管对高管短期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外部监管力度更大,高管短期薪酬产生的激励作用越发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可通过合理设计短期薪酬激励高管成为更优秀的创新者。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实际控制人类型视角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人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国际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引入企业国际化程度这一变量,考察其对高管团队同质性、异质性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以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行业中具有海外业务的307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国际化程度对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差异、任期差异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显著调节作用.最后,提出了实施国际化战略过程中优化高管团队的建议.     

上市模式、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对2003~2007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184家整体上市公司和184家分拆上市公司的对比研究,实证检验了上市模式与两类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整体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显著低于分拆上市公司,而整体上市公司与分拆上市公司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并无显著差异,整体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显著高于分拆上市公司。     

高管短期薪酬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在控制高管长期激励的基础上，研究高管短期薪酬是否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并探讨了外部监管对高管短期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高管短期薪酬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增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并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外部监管对高管短期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外部监管力度更大，高管短期薪酬产生的激励作用越发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可通过合理设计短期薪酬激励高管成为更优秀的创新者。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

随着股权激励在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我国的部分上市公司也开始尝试这种激励方式。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公司近五年的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情况,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持股与公司各项业绩指标相关性,以及高管人员持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