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走廊视域下的五凉时期河西移民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永宁初年(公元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主持凉州事务开始,至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占领姑臧,共计有138年的历史。由于该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五个称"凉"的政权,故称其为五凉。五凉时期河西地区曾发生大规模多形式的移民活动,这些移民活动的类型规模,都直接间接的影响到河西地区区域性历史的演进与变迁,是推动河西地区成为"民族走廊"的动力性元素。     

五凉政权与中原江左政权的关系

五凉史以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为界,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前凉统治时期,后期为“四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并立时期。在这前后一个多世纪里,“带河为固”的河西走廊与风起云扰的中原地区比较,的确是相对安定的。这种相对安定的局面的创造,与五凉政权和中原、江左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等等的交往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五凉政权与西域的关系

汉代对西域的大规模开发热潮,随着汉帝国的瓦解而渐趋冷落。到了所谓“五胡+六国”时期,中原丧乱,风起云扰,河西地区五凉兴替,旋生旋灭。五凉政权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大都注意了向西域开拓自己的势力,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上频繁地进行着。“天边晴雪天山出,不断风云地极来。”玉门关连接着“天之奥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孔道,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历史作用。     

士族与敦煌汉文化的关系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中一个腐朽没落的阶层,但士族与敦煌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追溯河西士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便可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众所周知,早在西汉后期,河西就形成了地主士族势力,魏晋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已成为一股势力极强的特权阶层。十六国大动乱开始,中州世族也流转河西,加入河西士族的行列。《资治通鉴》123卷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日条胡注:“永嘉之乱,中州士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中原士族的加入,使河西世族集团势力大增。五凉时期的各个政权,其兴衰成败无不与世族大族息息相关。     

汉代河西文化述论

随着汉朝封建统治在河西的确立和屯田事业的发展，河西文化也有了明显进步。汉代河西本土涌现出许多“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博通经学、长于文史的政治军事和学术人才及“有名于世”的书法家，就是当地文化迅速发展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都与政令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和内地人口的大量移入密不可分。汉代开启了河西文化发展的先河，汉代河西文化的发展，为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301—376年)、后凉(386—403年)、南凉(397—414年)、西凉(400—421年)、北凉(397—439年)等五个割据政权,史称“五凉”。其时,中原动荡,文事荒落,秦汉以来中原发达的学术文化遭到极大的摧残,“既而中州板荡,或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然而在五凉政权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学术文化事业空前兴盛的局面,学术空气浓厚,人才济济,名家辈     

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略论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河西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割据政权,史称"五凉"政权。各政权辖境分布着众多的汉人和少数民族,他们错居杂处,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使民族间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促进了河西各民族的大融合,对恢复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做出了贡献,为隋唐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

曹魏时期，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传入河西；晋末战乱，大量中原人民流入河西，加上前凉措施得当，既促进了河西经济的发展，又导致了其社会经济主体由畜牧向农业的演变。     

张轨的教育思想及其对五凉政权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甘肃的河西地区相继出现过五个割据政权,即由汉族张轨奠基开创的前凉、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汉族李暠建立的西凉和匈奴族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史称五凉,统治河西近一个半世纪。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割据政权迭相更替,经济凋敝,文化教育衰废,而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不仅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而且文化教育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前凉政权的奠基者张轨的敦崇     

以我心知他心与众心——“郡姓”考述

“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作为总称的郡姓,其下又有四姓和其他次高门士族诸多等级。四姓是郡姓中的一流高门,指权贵家族,其所涵盖的权贵士族在北周隋唐时期被称为山东郡姓,与之对举的关中郡姓同在孝文帝定姓族时入于门阀士族行列,又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内涵。     

五凉文学探赜——兼论文学的自觉

所谓五凉文学,即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文学。众所周知,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然而,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文学似乎仍在“文的自觉”的时代的呼声中沉睡。一“文的自觉”自然不单指文学的自觉,但文学的自觉则无疑是“文的自觉”的重要方面。所谓文学的自觉,其实质即是人学的显现,作为人学的文学,所表现的正是不断     

五凉文化及其历史贡献

"五凉文化"指发端或保存于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并经由北魏重新引入中原地区,至隋唐得以振兴的中国传统文化。前凉张轨以后,河西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大批侨寓的中原学者和本土士人传习学业。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智力环境为五凉政权提供了文教振兴和学术昌明的条件。五凉特有的地理环境,大批学者的辛勤耕耘,使河西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五凉文化兼容并蓄、承前启后,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五凉佛教史简议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即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而作为丝路咽喉孔道的河西走廊,在佛教传播上无疑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五凉佛教,即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佛教。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五凉割据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由于经济、政治、地理、民族诸因素,一方面保存了汉魏以来的传统文化,另一力面又积极接受了外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区域。探索这个特殊文化区域内的佛教,应该说是五凉史研究中的又一重要课题。     

略论沮渠北凉政权的兴衰

北凉政权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北割据政权之一。其最盛时的疆域“西控西域、东尽河湟,尝置沙州于酒泉、秦州于张掖;而凉州仍治姑臧,前凉旧壤,几奄有之矣”。它雄据河西的四十三年间(从397——439年),发展经济、崇尚文教,对开发河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对北凉经营河西的情况论述如下。沮渠北凉政权为张掖卢水胡人所建。沮     

临松薤谷:河西文化的渊薮之一

临松薤谷是河西文化的渊薮之一。这里古代曾发生过"柳谷石瑞"、"临松石字"、"天马蹄迹"的传奇故事,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在河西走廊留下的印迹,体现了河西走廊源远流长的"天马"文化信仰。五凉时期的大儒郭瑀和刘昞隐于临松薤谷的故事,是儒学道学在河西发展的见证,彰显了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兴盛。     

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铸造时代

史书有关张轨在河西恢复五铢钱行用一事,是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时期的一件大事。但将张轨恢复五 铢钱行用一事附会为张轨铸造了钱币,进而又与出土古钱“凉造新泉”相联系,则是臆测。张轨毋需铸钱,因为张轨 时期的河西存在着相当的货币经济环境。张轨只是通过措施将五铢钱的潜在信用发掘了出来,让它由静止转向流通。 至于“凉造新泉”,则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     

前凉政权的兴替

前凉,是西晋亡国之际由汉族地主张氏在河西建立起来的封建割据政权。它以今甘肃武威为其政治中心,极盛时的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奄有今天甘肃、新疆大部,青海和宁夏的一部。它自奠基到灭亡历九主,首尾七十六年(公元301—376年),是十六国中享国最久、历世最长的政权。在当时广大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贵族的统治迭兴迭亡,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它统治的区域却保持着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呈现出“世既绵远,国亦完富”的小康局面,从而对两汉以后河西地区的再开发,以及对后来的历史都留下了重要的影响。搞清前凉政权的兴衰与有关问题,对于两晋十六国时期历史的研究,对于说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对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凉经验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而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目前,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边疆治理在我国可谓重中之重,而就西北来讲,河西走廊的治理又是历史之重。因此,研究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边疆治理经验对我国的边疆治理大有裨益。通过细致梳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历代统治者的边疆治理经验,总结出初级治理、中级治理和高级治理的治理之道,发现以文化建设为核心思想的高级治理之道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相吻合,尤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路径一脉相承。     

五凉敦煌学者刘昞述论

<正> 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由于它特殊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背景,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儒学的特盛之地。一大批中州有名的硕学宿儒为避战乱、纷纭而至,一个个本地杰出的“士人”破土而出,偏居一隅的河西遂成为当时学者名流们的渊蒌。他们广立     

说“氏”

现今姓氏合称,而古者“姓”“氏”有别,姓为族号,氏为姓的分支。早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产生了“姓”,用以区分血缘、辨别部落和婚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人口的大量繁衍,从老部落中间开始分化出一些新的支系来。“氏”作为这些分支的称号便产生了。据考证,氏的产生始于周代,《左传·隐公八年》大夫众仲曾对姓和氏的关系加以描述:“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