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义利之辩考析

义利观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传统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先秦时期儒墨两家的“义利之辩”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历程。儒墨义利之辩集中在三个方面：从对“义”的理解上看，先秦儒家的义更多的指的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总合，而墨子则把义与利等同起来；从对“利”的理解上看，先秦儒家将“利”更多的理解为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而墨子的利不仅指个人利益也指社会利益、全民利益，他更注重社会利益；从义利关系上来看，是义利分离还是义利统一，是重义轻利还是义利并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义利关系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更加凸显出来，通过对先秦儒墨义利观的分析和比较，吸收其中有价值的观点，有利于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传统义利观和经济发展

要义和利的关系上形成的价值准则和价值导向，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就中国传统化来说，处理义利关系的一贯原则是“重义轻利”。孔子的义利观，总体上说是先义后利；孟子在义利观上，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认为只有实行“仁义”，才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荀子综合了先秦各家的思想，继承了孔子，孟子的义利观，强调必须“以义制利”、“先义后利”这样方可义利两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义利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这种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避免了把义利对立起来，片面重义或重利的单一性；强调二必须有机结合，不可偏执一端。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义利之辨"新探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义利观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重义轻利的思想。先秦儒家首开“义利之辨”之先河,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直到明末清初,颜元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义利双行”、“以义导利”的义利观。“义利之辨”的实质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古训的教益,以利于科学定位义利关系,把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     

孔子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哲学史上，义利问题一直是儒学的首要议题。关于一代儒学大师孔子的义利观，多数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笔认为，孔子承认人们对利的欲望和追求的正当性，他强调义利的统一，但由于社会环境所限而“罕言利”。孔子义利观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义利分离到义利统一 ——谈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争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利关系”是道德理论的根本问题,历来是诸多思想家、伦理学家所苦苦探索、而又激烈争论的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义利关系的看法主要有：儒家的“以义为重”论,法家的“以利为重”论,道家的超越“义利之辨”论以及“义利并重”论。本文梳理各家的论点,辨析争论的相激相长、孰是孰非,以期对历史上义利观中合理因素的批判继承,论证并把握社会主义的“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揭示义利关系从分离到统一的发展趋势     

义利新论──兼谈义利道德的重建

本文从人们对利的需要与对义的张扬出发，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道德作了新的思考，并就义利道德的重建进行探讨。指出新型的义利道德是开放式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其评判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其核心是奉献理论下的集体主义精神。     

墨子义利观对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

墨子义利观以“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为核心，其主要内容有“尚利贵义”“义利合一”“万事莫贵于义”等观点。墨子义利观对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是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义利观，二是建立良好的义利价值体系，三是强化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四是以道德价值观引导对利益的追求，五是指导学生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儒家义利观与道德教育

义利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主干,凡为儒者均谈“义利之辩”。“重义轻利”涵养君子之志,激励炎黄子孙。儒学是中国特色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孔子主张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必须“义以为上”。当前有些人在义利关系上陷入了送惘。在世纪之交呼唤道德之际。应借助于儒家思想,使人们的行为受道德理性支配,开创一个道德的新境界。     

《答司马谏议书》驳论逻辑靶点的提炼与选择

《答司马谏议书》的批判性阅读还需深入文本做具体分析，“义利之辩”并非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的立论基础，王安石的“名实之辩”也不是对阵“义利之辩”的核心论题，而是指明一种反驳策略的选择。王安石选定四个概念作为靶点展开反驳有其现实考量与学理依据，其针对性与反驳力殊难否定。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义利观建设

所谓义利观，即关于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基本观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体系，就是要集中解决义和利的矛盾。社会主义义利观是一个多层次的统一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和利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利”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义”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责任要求和责任领域。只有坚持以义导利，殖利守义，做到义利并重、义利互济，才能把握义、利关系的有序发展及其正确定向     

陆九渊义利之辨探析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其“心学”理论中,“义利之辨”是其伦理学的核心之,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探讨陆义利之辨的价值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和积极意义。     

司马迁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继承与创新

司马迁的义利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合理的部分，如：“义以生利”，“好利恶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先义后利；另一方面又扬弃其空疏之处而成一家之言，如：求利求富的人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时官营工商与民争利。提出具体的求利途径和原则等，从而构建起独具卓识远见的义利理论。     

王夫之义利观探析

王夫之的义利观有别于前人的地方,在于它兼具规范伦理学和分析伦理学的双重意蕴,即在探寻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的过程中善于展开对义利概念的辨异分析。在王夫之看来,“尽人道以正人伦,其尤重者莫大于义利之分。”义利之分旨在认识义利概念的特质及其不同涵蕴。探求义利概念在各种不同情境下的意义转换及其不同层次问题,进而为深入研究义利关系,确立价值准则、观念服务。     

试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义利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义利关系问题才得以解决——共产党人提出“人民利益”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找到了义利相通的社会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中国现在的时代特征相，创造性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义利观——邓小平同志的义利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儒家义利思想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爱人”、“重义”、“丑私”、“术慎”是先秦儒家伦理的义利思想的特点,其对当今中国社会仍具有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试论《论语》中孔子的道德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

《论语》中“仁爱”、“义利”、“礼仪”、“诚信”等道德观博大精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它对我们认真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而创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一定启迪意义。     

论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义利之辩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义利关系及其内容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1996年10月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以决议的形式明确规定，要引导人们形成“社会主义义利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是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内容和意义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做了如下思索：一、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形成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儒家学派在义利观上的基本思想是“重义轻利”。孔子就把“义”看作是人立身之本，主张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     

试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义”与“利”的结合，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的统一；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在以义居首的前提下实现义利的辩证统一。     

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本质内涵

社会主义义利观由社会主义义利概念、义利关系和义利取向三部分构成，其中义利概念是基础，义利关系是核心，义利取向是根本。三者都贯注和显现出义利的相及渗透和涵盖，本质上是一种义利合一、义利并重的伦理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