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赡养协议看英国土地继承中的市场化导向

英国是西欧诸国中较早走上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国家之一,这与英国农民土地继承习惯有一定关系。中世纪的英国以不可分割的单子继承习惯为主。当儿子继承家庭的土地后,要与退出生产领域的家长达成一项"赡养协议"。继承人因继承土地而承担的赡养费用和他在市场上买得同样数量的土地所支出的费用基本相当。这说明,在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内部的土地转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行为。     

对封建孝道如何批判继承

如何看待封建社会的孝道?封建孝道能否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养亲敬老的优良道德传统与封建孝道是什么关系?这是讨论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时常常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家庭伦理关系中碰到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土地政策评析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思想，围绕着“平民政权”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土地政策。前期主张暂缓实行土地国有，后期积极投入“计口授田”活动。虽然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失败了，但这个组织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探索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上进行不屈斗争的精神及其理论成果，在今天依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建国后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基于农民土地观的分析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从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土地观的演变轨迹颇为明显。如何看待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对于完善我国当前的土地制度尤为重要。     

女性视野下的乡村现代文明进程——读周喜俊的《我的幸福谁当家》

周喜俊出生于河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她也因此把创作视野牢牢锁定在这里。为农民而歌,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使她的"歌"声充满了深厚的情感。这体现在她对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在她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对乡村的城市化进程的思考,中国农村到底要走向何处?农民的幸福在哪里,农民的幸福由谁来当家呢?在这部《我的幸福谁当家》的最后,她似乎找到了一条出路: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农民土地权益实现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初探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的农民土地权益实现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农民土地权益实现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毛泽东的农民土地权益实现思想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农民土地权益实现思想的继承与延伸,又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邓小平的农民土地权益实现思想,既和毛泽东的农民土地权益实现思想一脉相承,又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总结.江泽民的农民土地权益实现思想,既是对老一辈思想家的继承又是对新时期农民土地权益实现的新经验总结.     

主持人语:土地产权--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核心

我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毛泽东语).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从民主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到家庭承包经营,无不与土地问题直接相关.土地问题不仅影响着农业、农村及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实证调查分析——以安徽省池州市实地调查为例

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农村的实际做法与农民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大多做法和主张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对继承人范围要进行限制，作为承包方家庭成员死亡即应发生继承问题，继承采分割承包地的方式，继承纠纷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为此，我们应充实和完善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法律制度，增强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     

沾了儿子光的皇帝

俗话说:母以子贵。在皇室中,儿子当上了皇帝,母亲便会贵为太后。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父以子贵,因为儿子的原因,父亲才得以当上皇帝。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君主选择嗣君,主要依据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君主时代君位承袭的最基本原则与标准。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外,古代君主因个人喜好而打破前面的继承原则,主观决定继承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而在古代,有一群被称为皇孙或王孙的人,往往也会左右关乎国家前途命     

土地产权——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核心

我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毛泽东语）。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从民主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到家庭承包经营，无不与土地问题直接相关。土地问题不仅影响着农业、农村及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英国古代赡养习俗

在英国古代流行着这样的赡养习俗：当儿子继承家庭的土地等财产的时候,要与退出生产领域的父母订立一份＂赡养协议＂,说明赡养的各项细节及维护协议的措施方法。当父母没有得到适当照顾时,他们可以依据协议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以协议作为保障的同时,社区邻里也起着监督作用。赡养责任的承担与财产转移密切相关,以财产转移为赡养介质,谁继承谁赡养,谁赡养谁继承,无论继承人是谁。这种赡养方式,虽不尽合于我国的国情和传统,但对于我国老人权益的保障和家庭赡养关系的法治化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从《家政集》看王十朋的治家与从政理念

南宋王十朋家族从其祖父时期便以“孝”著称乡里,至其父亲时期该家族“以士易农”,逐渐形成“以孝治家,以儒为业,兄弟友爱,夫妻相穆,闺门和睦”的家风。王十朋以此家风为基础,在他的著作《家政集》中提出“敬祖,继志、孝敬、相敬、友悌”五种治家理念,以此形成“人祖、父子、母子、夫妇、兄弟”五种以“孝”为核心的人伦关系,进而构建理想的家庭。王十朋把以“孝”为核心的治家理念外延至从政,形成了其“忠孝”的政治品格。     

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土地需求增长强劲,许多农民因此失去土地。从失地对农民家庭财产的影响、失地对农民依托土地而享有的持续权利的影响、失地对农民社会身份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失地对农民权益的影响,认为由于我国的安置补偿制度存在补偿标准低、补偿方式单一等缺陷,造成失地农民家庭财产减少和持续权利丧失。因此,必须树立可持续的安置补偿理念,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推进城镇化稳步快速发展。     

中国农民土地产权强度与农业生产绩效——基于1949-2009年的实证分析

运用德尔菲法对各个阶段的农民土地产权强度进行了定量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C-D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土地产权强度与农业产出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其弹性系数为0.106;农民土地产权强度与农业产出之间呈倒"U"形关系,当农民土地产权强度为88.8左右时,农业产出达到最大。现阶段,农民土地产权强度还低于该数值,需要进一步加以提高。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不断采取措施增加农民土地产权强度,提高农业生产绩效。     

惠民魏氏家族的兴盛

惠民魏氏家族原籍河北枣强 ,明初迁至山东棣州。清中叶长支因出仕一度兴盛 ,四支因经商建立庞大家业 ,至七世魏毓柄时达到极盛。十世魏肇庆一度保持了发展 ,死后魏氏家族即由盛转衰。     

黔中“打田苗”田野调查——土地权与“家屋”结构

土地,是农民世代传承的财富和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是"家"的符号载体。任何土地上的族群体不仅受其恩泽,而且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农村土地制度映射族群文化,并且在村落、房族关系中起着基础性、深刻性作用。村落土地权流转与土地资源再生产、再分配过程中,贵州"打田苗"对"家"产业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这片土地上,有田土山林和亲人,就有了生产生活资料和居所,也就是"家"。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具体政策选择

考虑到政策实施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近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现状,通过强化农民土地产权而淡化农民集体所有权,进而使农村土地趋于成为农民个人的真正财产。其具体政策选择主要包括：赋予农民永久且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逐步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平等;尽快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市场。     

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

我国农村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表现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不稳定、不完整,农户土地收益权残缺,农民和农民集体没有事实上的土地处分权.要使农民真正拥有土地产权,就必须进行农地产权制度创新,放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把土地的所有权完整地交还给农民.实现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制,明晰土地产权,有利于形成农民对土地的稳定预期,有利于土地的流转,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杨争光作品的乡土根性——真正的“土地之子”

“土地之子”——杨争光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他以土地为原型讲述西北农村的故事,在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再现了“他人即地狱”的哲学思想,从而揭示出更为深层的人性内涵,达至寻求中华民族之根性的目的。土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型,土地的土性、农民的土性,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性,这在杨争光的很多作品中得以体现。     

中国农地制度的演变逻辑：农民土地产权强度的视角

从农民土地产权强度视角分析中国农地制度的演变路径,可以发现：农民土地所有制制度赋予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度最大,短期内绩效较好,但长期存在一定弊端;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制度赋予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度最小,制度绩效最差;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赋予农民适度的土地产权强度,制度绩效显著。未来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增加农民的土地权利,保证农民获得更加合理化的土地产权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