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独秀批判泰戈尔复活“东方文化”的反思

20世纪20年代初,泰戈尔围绕“复活东方文化”的一系列演讲引发了陈独秀的激烈批判,其原因在于陈独秀误读了泰戈尔思想的本意。陈独秀对泰戈尔的误读,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先入之见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产物,不仅包括跨文化交流难以避免的“消极误读”,而且包括掺杂许多主观因素的“积极误读”。陈独秀对泰戈尔思想的批判牵扯到人格评价,已经超出学术批评的伦理底线,应引起我们注意并引以为戒。     

东方的发现与东方文化复兴——从泰戈尔到莫言

100年前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人有机会发现东方。20世纪后期以来,先后有十几位东方作家获奖,体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主动发现和对东方文化的不断接受。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具有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获奖的东方作家大多具有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在创作和演讲中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东方文化元素。同时,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是东方文化百年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     

论瞿秋白对"东方文化派"的批判

“东方文化派”有着独特的历史内涵，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瞿秋白作为“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从三方面对“东方文化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青年瞿秋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这次亮相，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翻译即改写——陈独秀对泰戈尔诗歌的译介与改写

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将翻译视为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把翻译活动放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目的在于探求在"五四"这个大背景下,陈独秀对泰戈尔的诗歌的译介和采取的与众不同的翻译策略的形成因素,分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对翻译这一改写活动所起的重要作用。希望为泰戈尔诗歌翻译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     

批判与反思——泰戈尔女性思想解读

将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归为两类,一类是传统伦理道德压抑下的女性,另一类是反抗意识下的女性。这两类女性形象,反映了泰戈尔对印度社会的深入思考,为印度女性的解放指明了道路。深刻的个人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原因以及他对文明冲突的深入思考,促成了泰戈尔既复杂又进步的女性思想。     

陈独秀对封建婚姻的批判

陈独秀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积极倡导以感情为基础的自由婚姻 ;他强烈谴责封建礼教强加给中国女子“从一而终”、夫死守节的道德观 ,认为女子也应同男子一样有离婚和另择嫁娶的权利     

陈独秀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 ,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 ,十分重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他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批判和揭露了戴季陶主义反对阶级斗争 ,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实质。     

重新认识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孔教的态度是批孔而非铲孔 ,他批判孔教的主要矛头是指向三纲学说而并不完全否认孔教的合理价值 ,主张依现代人生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对孔教的内容加以取舍。     

陈独秀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当时妇女解放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他对封建婚姻制度、缠足陋习和妇女装束方面进行了猛烈抨击,对当时妇女的遭遇深表同情,号召妇女解放。他的思想对于妇女解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国民道德的批判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国民缺乏爱国的公民道德意识、无独立自主之道德人格、缺乏抵抗力的道德精神、以升官发财为目标的人生观、不讲诚信的道德品行、缺乏科学指导的伦理生活等道德状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为加速国人觉醒、挽救民族危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陈独秀的经济思想在当时独具特色,内涵也十分丰富:主张社会更替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制度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制度的变化;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资本集中、财产公有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应重视对外开放。     

陈独秀翻译思想述论

陈独秀既是政治领袖也是文人学者。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家,他不仅从事过翻译实践和翻译组织活动,也进行过翻译研究活动,形成了“翻译为政治和革命服务”的翻译思想,在翻译的态度、“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直译”与“意译”的辩证关系、译文的可读性要求和译名的统一性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陈独秀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五四时期为中心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入,他在政治方面批判了西方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在经济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分配方法和资产阶级掠夺工人财产的事实;在文化方面对资本主义的教育、社会道德、宗教等进行了批判。陈独秀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陈独秀抨击 "桐城派" 探因

陈独秀为何抨击＂桐城派＂,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承接了晚清民初对＂桐城派＂批评与超越的潮流,看到了＂桐城派＂从中兴走向衰落的趋势;二是欲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必破＂桐城派＂正统、正道、正宗之地位,三是以林纾为代表的＂古文＂势力成为了现实阻力,对林纾和桐城派的批判就成为《新青年》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对陈独秀第一次大让步的再认识

国民党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的让步一般被称为＂陈独秀第一次大让步＂,是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体现。但是现在通过档案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让步政策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被迫接受,由中共中央执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大让步政策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制定的,再加上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政治环境下,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     

陈独秀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呈现不同阶段的特点。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等方面。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演变

陈独秀对民主思想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自由、人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第二阶段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高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旗帜,主张无产阶级民主;第三阶段是在与自己的托派朋友无休止的争论中,根据苏联的经验教训,又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基础,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大众民主思想。     

陈独秀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在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三种构想：一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国,二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三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三种构想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曲折历程,也体现了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     

陈独秀在广东的教育革新

陈独秀1920年底应陈炯明之邀请前往广东主政全省教育事务,他一上任就对广东原有教育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教育行政,创办大学教育,颁布教育组织法规,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陈独秀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至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