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

本文第一部分是作者的实地考察、多方了解，并对此前多人的实地工作予以介绍。第二部分是此残碑３０行碑文的编号录文。第三部分经过考辨，推定为西夏天盛七年（１１５５年）七月三日刻此碑文。第四部分通过碑文和文献对碑主事迹加以探讨，如参与了维护皇权的一场斗争，得以在“御座”左右；筑守朔方边城和西征，特别是碑主参与西夏会同金兵攻打过凤翔、长安。第五部分考辨确认碑主身份地位，其直升到参知政事，是三品以上高官。通过上述实地考察，特别是逐字考辨残缺碑文，最后认知此“碑文之撰写，诗、书、史、传，典故重出……在西夏遗存下来的碑文中是不可多得的”；可填补一点内蒙古西部１２世纪历史的空白     

略谈凉州西夏碑与西夏文创始

略谈凉州西夏碑与西夏文创始钟长发西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地中的一簇奇葩，它历经近八百余年的时间，但仍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比如那淹灭了几个世纪又被重新发现的文字一西夏文，西夏文字画繁冗，结构复杂，引得一些中外专家学者怀着浓厚的兴趣去伏案解读。百夏...     

“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以西约35千米的贺兰山东麓。东西宽5千米,南北长10千米,占地近50平方千米的西夏王陵,是西夏历代帝王的陵寝,俗称“昊王坟”。这里分布着9座帝陵和250多座陪葬墓。9座帝王陵布列有序,每一座都是一座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250多座陪葬墓星罗棋布,坐落旷野,规模宏大。陵塔位于陵城西北隅,直径约34米,塔基上部层层内收,呈7层或5层。陵塔是西夏陵园中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反映出西夏贵族某种特殊的葬俗。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有“东方金字塔”的美誉。西夏是中国11世纪…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对西夏史研究的影响发微

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的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文章钩沉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入西夏史研究的过程以及该理论对西夏史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通过徐中舒先生而进入吴天墀先生视野,并为吴天墀先生所接受。《西夏史稿》首次运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研究西夏史,是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西夏史稿》采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这一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西夏史,提出许多重要观点,理论的核心即中国历史有整体性。这一观点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中得到继承、发展,深化了西夏史研究,促进了宋、辽、西夏、金史的贯通研究,推动了“大宋史”概念的提出。     

“碑”

在墓前竖碑之俗，由来已久。但最早的碑，并不立在墓前，也不在其上书刻文字图案。据《仪礼》所记，碑乃竖立在宫、庙门前的石头，用以识日影、知时辰。而《礼记·祭义肿则把古代竖立在宗庙大门内系牲口的石头称作碑，即“拴马桩”。除了上述两种用途的石头冠以“碑”名外，还有一种水柱，也叫“碑”，那是5！棺木人墓穴用的。古代天子、诸侯死后下葬时，在墓穴四角各立一柱，往上有圆孔，用以穿绳下棺，事毕即一起埋掉，并不立于墓前。后逐渐又有立于隧口之碑，且改木为石，称为神道碑，言神灵之道。西汉时墓前立碑还很少见，到东汉时渐多…     

四座“三绝碑”

何谓三绝?或因碑刻的内容、书法、刻技均出自名人之手,或因内容、书法、刻技都极其精湛,被世人称为“三绝碑”。我国目前发现的“三绝碑”有四座:北宋词人秦观词碑,位于湖南郴     

释“碑”

许慎《说文解字》:“碑,竖石也。”古时,人们把立于宫、庙、殿、堂门前的用以识日影及拴马匹的石柱称为碑。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说:“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礼记·祭义》:“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丽:拴)于碑。”那时的石碑上没有文字,不具有纪念的意义。后来,在人死入葬时,人们在墓坑旁树立石碑,并凿上孔,用以系绳徐徐下棺。这时的碑只是行葬时使用的一种工具,没有文字,也不具有纪念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开始在这些石碑上刻字记事,作为纪念或标记,因而产生碑文。这种碑文在秦代称为刻石,如李斯峄山之刻。汉以后始称为…     

西夏陵考古的重要发现

最近,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对位于西夏陵3号陵陵区之内的西碑亭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共发掘出3尊人像石雕碑,其中一尊上部略有损伤,两尊完好无损.3尊雕像中,有两尊完全相同.雕像与以往在陵区出土的造型大体相近,但形体略大,面目也有不同,面部有彩绘的墨迹.有所不同的是,西夏陵出土的碑座都雕成人像,人像非人非兽,双手托天.突出的双角,肥硕的乳房,整个造形表现的是勇猛、顽强、坚毅,象征自立自强、忍辱负重的精神.另外,这次出土的还有西夏碑石残片约有五六百块之多,其文字多少不等.其中两块最大的残碑上面有龙和花草的浮雕,背面为描金字,为首次发现.此次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今后研究西夏碑亭形制和构造、探索陵墓分布原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据此可以找到确定陵主人的证据,有望解开一些历史之谜.     

党项与西夏题记叙录

党项与西夏题记主要由墙壁题记、木质题记、瓷器题记、银铜器题记、丝麻织品题记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博良与罗赛塔碑

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有“四大名碑”之说,它们是北非罗赛塔埃及线形文希腊文双语石碑、西亚死海东岸摩押希伯来文碑刻、北美阿兹特克授时碑及中国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中的罗赛塔碑久负盛誉,碑上象形文字的释读者商博良更因之声名远播,成为“埃及学”的奠基人。     

西夏官印略说

过去人们只能依据发现的西夏官印文物来研究西夏印章的特点，但由于所见品种较少，且多为二字“首领”印，对其制度知之甚少。随着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的译介公布，其中有关较为详细的法律条文，可使大学重新认识西夏印章制度的特点。西夏官印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西夏文九叠象入印，由于这种九叠篆书笔划较多，所以屈曲盘绕的西夏文占满了印面空间，使得整个印面显得非常饱满，给人以浑厚古朴的感觉。     

西夏文学研究述评

西夏文学研究一直是西夏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西夏文学总论、西夏谚语和诗歌、西夏“文”、西夏翻译文学四个方面可以看到现有西夏文学的主要研究成果,但同时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西夏度量衡刍议

根据有关西夏文献和文物的间接资料初步推查，西夏的度量衡和中原地区一脉相承，是以尺寸、斗斤、斤两来计算的。尺寸接近唐、宋制；量的计量单位有斛、斗、升、合、抄、撮、圭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合”以下使用价值很小；衡制是1斤16两，与唐宋相近。西夏的土地面积单位仍是亩、顷，但其计量与宋朝差别很大。西夏150亩为一整幅耕地，是西夏特殊的计量耕地单位。西夏还有一种以种籽播种的数量来计量耕地面积的方法，一斛种籽的地约合10西夏亩，反映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民族特点。     

西夏钱币

西夏(公元1038——1227年)地处西北,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与同时的宋朝相比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西夏同我国历代王朝一样,也设监(管理铸造钱币的机构)铸钱。据《宋史·夏国传》载:西夏在第五代皇帝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就现有实物资料,早在第二代皇帝毅宗时,已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比文献记载提早一百年。     

徐州博物馆“碑园”落成

座落在风景秀丽的云龙山北麓的徐州博物馆,新建“碑园”,最近落成,并对外开放。这是一组具有典型民族风格的建筑,回廊环抱池水,假山映衬亭榭,花木扶疏,翠竹摇曳,既庄重典雅,又朴素大方。庭园大门上的“碑园”二字是著名书法家李一氓同志手笔。     

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

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有古汉、藏、西夏等多种民族文字的文书约七百其中西夏文书仅三件,均属佛经。一件为《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其余两件同为图解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下简称《观音经》)。但一件仅残存10页,且扉画已佚;另一件则文图并茂、首尾完好,是本所一。重要而珍贵的藏品。它是1959年3月,本所文物保护工作者窦占彪在维修莫高窟宕泉(俗称大泉)河东岸喇嘛塔时,于最南端一座小型塔婆中发现的。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上述《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西夏统治敦煌(1036—1226年)将近两个世纪,石窟寺中留下了不少佛教遗迹和艺术品,也留下了不少西夏文题记(虽然多数属于游人功德记)。但在这次发现之前,还不曾有较为完整、较为重要的西夏文献出土。此次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更为重要的是:据我们所知,此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为现存海内孤本。它为考察研究西夏佛教     

西夏京畿的佛教文化

西夏是佛的国度。西夏京畿是西夏王朝佛教文化的中心。西夏立国近二百年间,在这里留下了大量佛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西夏京畿特殊的人文、自然环境,为党项政权佛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皇室的倡导,帝师国师等高僧参与,西夏京畿成为佛经译印中心;由于藏经佛事的需要,西夏京畿成为皇家寺院中心;众多的佛教文献文物精品,展现了西夏京畿独特的佛教文化艺术价值。众多的遗存连同传世的相关文献,为西夏京畿的汉传、藏传佛教文化,乃至整个西夏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夏京畿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兰州白塔山“禹王碑”考补并试析

兰州白塔山“禹王碑”(即岣嵝碑),系酒泉郡侯建功(升庵)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十五日摹立。原树在金城关金山寺北峰禹王庙内,“文化大革命”中移藏白塔公园北高峰之牡丹亭内。1980年又移植在白塔下之禅院东侧。一、“岣嵝碑”概说岣嵝碑(即禹王碑),或传为夏禹王所手书。最早的一块碑石,在湖南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岣嵝(读gǒulǒu又读作jūlü)峰上。峰在衡山县西(一称云密峰),自古称为衡山的主峰(因此衡山又称作岣嵝山)。峰上有碑,字形怪异,难以辨认,后人因而猜测为大禹王治水时所刻。最早提到这块碑的,是唐代的韩愈(768—824年)和刘禹锡(772—842年)。韩愈     

略论西夏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

吴广成《西夏书事》所引西夏屯田的史料有误。西夏屯田始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八月,为军屯。至崇宗乾顺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推行了“堡屯并置”之策,同时出现了“西夏弓箭手”的屯田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西夏的屯田和营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西夏党项族尚武精神在岩画中的演绎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并与宋、辽、金鼎立达200年,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夏能够立国归结于党项族的尚武精神和对军事的高度重视。这种尚武精神,是一个处在上升飞腾民族心理的表白,也是对前途、对命运、对力量、对速度、对生命的赞美。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蒙古灭西夏时采取了灭绝政策,使得西夏王朝的许多历史变成千古之谜。然而,西夏岩画及西夏文题记的发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时期的手迹和文物资料,借助于古今所编撰的西夏文辞书和历史、民族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西夏人活动范围以及在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的脉络,认识它的发展规律,对于发展中华民族体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