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媒介传播范式变迁之考察

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人类的传播一直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本文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对媒介传播范式的变迁进行纵向的梳理以及横向的比较.通过对漫长古典主义传播范式的政治宣传特色、大众媒介时期传播范式的平民意识及新媒体时代传播范式的在线传播等进行分析,以及对当代东西方传播范式现状的比较,考察传播范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迁和特点.     

媒介环境新变迁下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

伴随着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播渠道的日益多元化,我国媒介环境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媒介环境的变迁导致政府新闻发布制度面临的诸多问题也接踵而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出现、网络民主的流行以及媒介全球化的发展,都对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影响颇深。对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进行探析和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媒介环境新变迁下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

新时期,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对我国媒介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结合笔者多年来的研究,就媒介环境新变迁下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希望对相关领域的工作有所启发。     

政府理性、政治权力聚散与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政府是所有行为主体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集团。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媒介制度的演化逻辑和政府理性及其权力集中度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不同形态的政府构成、政府权力运行对应着同一时段的媒介制度形态。晚清以来,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呈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度越高,媒介制度演化的速度越慢,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度越低,媒介制度演化的速度就越快,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与媒介制度创新的程度呈反比例关系。正是政府权力集中度的差异或者说政府博弈能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时段的媒介制度安排。     

英尼斯传播研究中的制度主义方法论

作为一个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媒介研究的先驱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应视为他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他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术为线索、对社会演化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路子,英尼斯从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把社会的演进视作多因素复合而成的制度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认为信息、知识、思想的传播对社会组织关系、制度习惯、文化变迁的影响更甚于经济.他传播研究中的制度主义方法论可概括为:文化和整体观,演化的观念,集体主义视角,以及对权力、所有权的关注.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四维模型”

参考相关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以及张旭昆的制度演化理论,联系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实际,本文建构起一个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媒介制度环境"、"媒介制度变迁的主体"、"媒介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变量"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外源性变量",四者构成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媒介制度变迁可以从这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维度开始演化。四个维度中的变量可能单独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某一层面,也可能同时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三个层面,这个过程呈现动态性。四维模型可以分析具体的媒介制度变迁的情境与案例,揭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     

从媒介的发展看媒介权力的变迁

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以及当今的网络、新媒体时代几大基本阶段,人类语言的使用使媒介权力得以附庸出现,印刷和电子媒介阶段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媒介权力,而到了网络新媒体时代,媒介权力有分化和弱化的趋势。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媒介权力的变迁,有利于更好认识和利用媒介来权衡媒介权力,媒介权力也将最终回归公众化。     

论中国媒介传统对媒介制度变迁的隐性规制

作为在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全部媒介事件及其影响的总和,中国媒介传统是媒介制度变迁的一种隐形规制力量。媒介制度变迁不能割裂传统,也不能脱离传统的规制。从地域层面上看,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受到三种传统的影响和规制:本土的官报传统、欧美自由主义媒介传统和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媒介传统。从时间层面看也形成了三种传统:"千年传统"、"百年传统"和"六十年传统"。媒介传统通过"路径依赖与锁定机制"、"意识形态复制机制"、"合法化机制"、"扩大选择集合机制"等发挥对媒介现实的规制作用。     

论媒介制度的效率竞争与中国媒介的变迁与演化——以1840-1949年间新闻史为例

媒介竞争是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考察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间的媒介制度演化可以看出,媒介制度创新与媒介的竞争相始终。媒介之间的"竞争"既是一种市场竞争,也是一种制度效率的竞争。百年间推动中国媒介制度演化的竞争表现多样,既有微观层面上的制度竞争,也有宏观层面上的制度竞争。媒介之间的市场竞争是媒介采编与经营制度创新的主要驱动力,而不同国家或地域之间的管理制度之间的竞争则直接影响媒介宏观管理体制的变迁与演化。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变革初探——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在人事管理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应尽可能在组织结构重组、管理思维上进行变革,体现"良性路径依赖",避免制度变迁进入"锁定"状态,出现"非良性路径依赖"现象。制度变迁的转型有助于提高我国报业集团媒介管理的"软实力",而有效配置人力资源、发挥管理的协同效应,则是我国报业集团顺利实现媒介融合的重要举措之一。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档案制度变迁动力驱动机制研究

在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深入分析档案制度变迁的动力驱动机制,旨在对档案制度变迁的动力驱动机制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研究,以完备档案制度的发展。     

媒介行动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中国行动主义影像研究

本文引入媒介行动主义理论关注中国的行动主义影像实践,认为中国行动主义影像的勃兴既是中国新民权运动和公民社会发育的媒介表征,同时也与全球影像行动主义息息相关。中国行动主义影像在影像维权与社会纪录片两个路径上引领着中国纪录影像发展的新方向,并作为全球影像行动主义的一部分,使中国纪录影像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国际维度和社会价值。     

网络时代媒介话语权的延伸变迁

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三十年中,伴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媒介话语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迁,逐渐由传播者对媒介话语权的垄断转变为民众对媒介话语权分享和使用。     

广播电视的制度变迁背景与产业化进程

中国的广播电视媒介,已经行走在从单一事业属性到产业化或者半产业化的发展路途中。而广播电视媒介的产业化进程,是与广播电视的制度变迁有着明显关联的。     

两岸新闻媒体交流制度的变迁

两岸新闻媒体交流制度是多种媒体意识形态博弈的结果,是研究两岸及国际间媒体交流的珍贵样本。本文以制度为核心,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范式,考察有哪些意识形态影响制度?怎样影响制度?利益平衡后形成的制度又如何影响着新闻实践?从而以1949-2018年共70年为一个全周期考察制度变迁的过程,共分五阶段:隔空想象的新闻交流:不成文制度盛行期;双向新闻交流逐渐开启:成文制度的诱致与合法期;制度变迁:管制精细化与开放渐近式的博弈期;制度依赖:有限理性诉求期以及制度再变迁的诱致期。     

媒介变迁中的死者名誉保护问题研究

英美国家将名誉权视为民事权利的一种,由于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不能以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提起控诉.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明确,中国法律保护死者名誉.保护死者名誉作为与众不同的法律理念,必然体现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但在一个媒介急剧变革的时代,媒介的变迁促成传播在本质和过程上的变化,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外部环境.因此,本文意在考察死者名誉保护中的文化根源以及媒介变迁对死者名誉保护的影响.     

论作为“软规则”的媒介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功能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媒介意识形态是一种对于媒介的认知、理念或信仰,也可视为一种理解媒介的“心智模型”。媒介意识形态通过学习、模仿和传递得来,是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一种“软规则”,规制着媒介形态与制度的演化。近代以来,知识精英与国人的“媒介认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传统的媒介观念,二是来自西方的媒介观念,三是来自前苏联的媒介观念。三种媒介意识形态都曾影响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媒介制度安排。作为媒介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知识的供给在媒介制度变迁中显得异常重要,当媒介知识供给的曲线发生变化,媒介制度安排也随之变化。     

“媒介素养”演变的历史与文化探析

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结合欧美大众传播与媒介研究的背景,"媒介素养"自上世纪30年代诞生至今,其理念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文化素养时期、视觉素养时期、信息素养时期,其内涵的丰富也相应地经历了甄别与抵御模式、解读与批判模式、赋权与使用模式。     

新闻的变身:从新新闻主义走向跨媒介新闻

"现在"与过去的某个时刻之间总是存在"暗合",在作为历史的新新闻主义与当前新闻业之间,存在两个层面的"暗合"。而当前新闻业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认知上的危机,即新闻业缺乏对不同媒介的融通观念。实践表明,新闻是可以依存于不同媒介之中,因此,调和当前矛盾的办法是利用跨媒介叙事学的研究来弥补"媒介"观念的缺乏,也即走向跨媒介新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