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饮酒之风探析

汉朝时期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汉朝社会中的饮酒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皆有饮酒的行为。受到封建社会等级的限制,不同等级的人们饮酒的器具也各不相同。在汉朝社会礼制中,不同的礼节和习俗均有饮酒的风气。除此之外,汉朝也将酒用到了日常生活保健品之列,用酒御寒取暖,以酒祛病等。汉朝饮酒风气虽然盛行,但是两汉之际的统治者都曾实施过禁酒的政策。禁酒的原因有:受自然界各种灾害的影响;受到前代"饮酒亡国"论的影响;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尽管如此,但汉朝的饮酒风气从未间断。     

肥胖、酗酒与脂肪肝

介绍了脂肪肝及其主要其发病原因、发病机理、治疗措施。     

青铜酒器

中国的青铜酒器艺术与酒文化一样源远流长，起源于夏。现已发现最早的青铜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在商周达到鼎盛，衰落于春秋。在商代，由于奴隶主嗜好饮酒，并常有隆重的仪式，因而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青铜酒器的制作技术也随之提高，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当时的职业中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等专门以制作酒器为生的氏族。周代饮酒之风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制作基本上沿袭了商代的风格。     

论苏轼不善饮酒的原因

苏轼的作品经常写酒,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苏轼好酒,且酒量一定很大。而事实上苏轼不善饮酒,甚至有台湾学者考证出苏轼的酒量十分小。苏轼不善饮酒的原因至今尚无人论及,但从其文集中可找到相关线索,归纳起来,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受遗传因素影响,其父苏洵不善饮酒;二是苏轼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如痔疮、肺病,限制他了饮酒。     

商代宗教的世俗化特征及其礼治作用

在商代宗教的信仰体系中,上帝崇拜是作为人们对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所体现的是世俗化的现实主义色彩,它所具备的宗教领域的兼容性,是与统治者收取民心的精神羁縻以及现实世俗政治的目的相一致的。商人的祖先崇拜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同时,商代的宗教祭祀活动具有一定的礼治作用,其目的在于维护人伦社会的等级秩序     

论商代上帝的主神地位及其有关问题

殷墟卜辞中所见帝或上帝是否至尊神,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殷人所崇拜的上帝是商人的至上神,是殷王形象在天国的反映;另一种认为上帝并非至上神。这两种看法中,前说较为可信,这是因为：一、殷墟卜辞中上帝与祖先神、自然神之间具有十分明确的上下关系;二、殷人的上帝与他们的祖先神之间也有明确的上下尊车关系;三、从商代甲金文“上下帝”来看,上帝或帝是指上天帝廷中具有“五臣正”的统帅,是当然的至上神。     

商代[己其]国及其相关问题

[己其]国是商代重要的诸侯国,是从亚疑族逐渐分化衍生出来的,它的地望不应在北京琉璃河一带,应该仍在商王畿范围之内,今河南安阳一带。     

兴趣、风气、投入与科学发展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古语充分说明做事情以之为乐才是最高境界。自然科学的重要发现尤其是理论发现往往是由少数科学家完成的。以素有“千年科学家”之称的牛顿为例，他对现代科学的影响与贡献之大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他终生未娶并有封闭自己的倾向。给普通人的印象是科学家似乎缺乏生活乐趣。其实不然，科学家在科学发现中其心智所体会到的快乐远非正常人所谓的兴趣、乐趣所能比拟。牛顿在完成引力论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剑桥大学的人们曾经看见他走向饭堂，本应去进餐却停下来在地面上划着他…     

李白、海亚姆饮酒诗之比较

李白与海亚姆分别是中国与波斯写饮酒诗的两位大诗人,他们的饮酒诗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在传达出的精神追求与现世要求方面,李、海有着相同性,而由于文化背景与个人因素的不同,两人的饮酒诗在表现出的理想抱负、情感宣泄、创作手法等方面又存在明显差异。     

商代的友

中国古代社会特别重视朋友。朋友是亲属,根据古人的解释,出身同一家族的人称为"朋",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叫作"友"。朋友之间有义务互相帮助、互相保护。     

论殷商时期大象的神圣性

殷商时期,作为动物实体的大象广泛参与了先民驯养、田猎等生活及生产活动乃至宗教祭祀活动。先民和大象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象"作为概念具有了从自然属性升华到哲学范畴的前提条件。先是在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事件中,大象逐渐具有了神圣性。神圣性是大象由自然属性向哲学属性、文化属性转换的关键一环。这种神圣性使得"象"之所指从具体到抽象,具有了更广泛的象征性,这一点已经从殷商青铜器的象纹饰和象形制品中清晰地体现出来。考古发现还同时表明,用大象作祭牲已然是殷商祭祀活动中的一种常态,并且祭祀对象大多是先王。这也印证了殷人服象之传统和帝舜服象传说在殷商先民中所形成的对象的尊崇之情,因而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     

商代诸神与商代信息传播

中国商代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尊鬼事神、崇信上帝鬼神、迷信巫祝占卜之术,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特点。在商代人心目中,诸神具有三种不同的权能：自然权能、战事权能和人事权能,它们通过不同权能主宰着万事万物的发生和发展。商代人“万物有灵”的观念与多神崇拜的行为决定了商代信息传播的观念与运作。商代诸神不仅是万事万物之源,而且是万千信息之源。商代诸神是各类事件与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     

商末周初的微氏家族

商末周初,纣王无道,微子启数谏不听而率族奔周。在商灭亡过程中,以微为族称和方国名称的微氏家族、微史家族及微方、微国的称谓频频见于甲骨文、金文、史籍等。微子启作为商末微地的封君,与文献中的微氏家族和微方、微国在族源上有着极密切的联系。     

商代内婚说驳议

近年来,有些学者屡屡提及所谓商代外婚与内婚并行的说法。我们认为,所谓商代女性不著姓的说法,并非确凿无疑;说商的后裔宋国有内婚的现象发生,就断言其为商的遗制,未免片面;从甲骨文的个别资料论证商代内婚制的做法,也很难成立。从甲骨卜辞中看到了商代外＂取＂和＂氐＂女的证据;考古资料中除了前引资料中所言男女合葬墓中女子手脚被捆绑的＂取＂来证据外,还有证据表明男女的族属差异。因此,从婚姻角度来说,商代已盛行男娶女嫁,也就是说当时流行的是外婚制,而非内婚制。     

殷商教育思想重溯

中国教育的全面兴盛是从西周开始的,而对周前的教育状况及其观念人们却难以把握,导致了许多教育思想在源头上的模糊不清。其实殷商教育体制的逐渐完善,为西周教育的全面铺开做好了准备。殷商时期出现了“习与性成”、“惟学逊志”、“敩（教）学半（教学相长）”、“法圣师古”、“学在生活”、“尊师重教”的教育理念,而这些理念无疑又是后来某些教育思想的源头,中国的礼乐文明也在商朝后期的周原上崭露曙光。     

商代社会性质研究之我见

自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卜辞发掘以来的一个世纪里，随着史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商代社会性质逐步成为先秦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商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先秦史发展的规律，了解民族化源流传承都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同时它将极大有助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最终圆满解决。     

商代的方与方国

商代的"方"有多种涵义,除表示方位、该方向之土地或土地神、祭祀方法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涵义,就是表示方国的泛称。有商一代,方国林立,但其社会性质却不能一概而论。商代方国在地理分布上主要位于商王朝势力范围的边缘或之外。当他们臣服于商时,即被纳入商之势力范围之内,反之,则不属于商之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商王朝疆域的复杂与多变。     

商代占卜权与信息传播研究

商代贞人与殷商诸王针对占卜权的争夺,其实是贞人代表的神权与商代诸王代表的王权斗争的集中表现。神权与王权的斗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占卜权的争夺。随着神权与王权势力的此消彼长,贞人集团与商代诸王所拥有的占卜权也随之逐渐被削弱或得到强化,商王最终完全取得了占卜权。     

商代的联绵词与复合词

语言学家认为,上古汉语中主要是单音词,只有少量合文形式的复合词。其实,商代已有不少复合词,甚至还有三个字组成的复合词。除此外,还有联绵词,这些都是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