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害怕的是什么

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一个人最害怕什么7”“你以为呢？”老和尚含笑看着徒弟。“是孤独吗？”老和尚摇了摇头：“不对。”“那是误解？”“也不对．”“绝望？”“不对。”小和尚一口气答了十几个答案．老和尚都一直摇头．“那师父您说是什么呢？”小和尚没辙了。“就是你自己呀!”     

中学生的藏书

中学生的藏书（摘自《新华文摘》１９９６年９期）盛曙丽我们读中学的孩子们在看什么书，又“藏”着一些什么书？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和谁对话？是席绢，还是金庸？是曹雪芹，还是德莱塞？是文化精品，还是地摊杂货？他们与书做了怎样的“朋友”？是“拿来主义”，还是“照盘...     

中华书局文化沙龙冰城问道

本刊讯“传统文化图书究竟有多大的市场？图书迎合市场和坚守品位是否矛盾？面对数字化变革,传统出版社如何转型？”这是当今出版业面对的直接问题,也间接影响着百姓的阅读生活。在第二十一届书博会上,中华书局举办的“百年再出发——中华书局文化沙龙”就这些问题向各方“问道”。     

页码探源

关于页码起源的推测中国的书文化由来已久,现今的书几乎都是用阿拉伯数字作为页码来表示书页的次序的,但有书伊始并不是这样。在《辞海》和《辞源》中都收有“页”和“码”这两个字,却未收“页码”一词。而在《英汉辞海》和《汉英字典》中却收入了“页码”一词,分别是;“pagination”和“pagenumber”,并解释为:“用来表示一些书页的适当次序的号码或其它数字或标记。”由此,我们猜想现今形态的页可能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物。这种猜想的另一个依据是:表示页码的阿拉伯数字在中国并不是有书伊始便面世,而是在元代,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才传到中国的。不仅是表示页码的阿拉伯数字,     

《共产主义唱歌集》

湖北省档案馆珍藏着一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曲集—《共产主义唱歌集》,由刘立编辑,全书28页,收录了36首歌曲,书中还介绍了音、调、拍子、音符等浅显的乐理知识。 这本书于1931年1月1日出版,定价大洋壹角。书里“编者的话”中说明了这是一本联政教师     

一本质次价高的书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郑州人民印刷厂印刷的《龙文鞭影新释——历史典故一千例》(张秀凤、岳超、吕孟申编著)是一本质次价高的书。该书印刷模糊、装订马虎、错字很多。仅举错字一例:73页“游戈于海中”,显然是“弋”错印为“戈”了。书中有的“典故”,只不过是历史故事而已。如296页《汉使张骞》,如果这也     

注解“老城市”

一位书评家一边翻阅我案头的“老城市”系列丛书,一边问我：“这套书你们为什么这么编？为什么不出成一套正儿八经的老城市画册？或者直接请几位作家写本叙旧的书,弄几张照片做做插图算了？为什么非得这样编？”我这样回答他：“这样编,好读。而书,首先是要好读。”这...     

是正常报道还是新闻炒作？——兼论目前社会上对记者的“妖魔化”现象

如今，“炒作”和“恶意炒作”这样的词汇频繁地见诸报端。作为新闻记者，也经常地被指责为“炒作者”和“恶意炒作者”。那么，究竟什么是炒作？什么是恶意炒作？炒作和正常的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这是让新闻工作者比较困惑的问题，也是应该向广大读者讲清楚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一种倾向，什么问题成了热点，就是一片“新闻炒作”的指责声，然后就是对记者的种种批判。似乎是所有的责任，都要由记者来负。记者这个社会舆论的引导者，仿佛成为了矛盾和舆论热点的制造者。面对复杂的客观事物，记者报道不对，不报道也不对，有时，记者真是无所适从。     

应该对它亮红牌

《投稿指南》是本粗制滥造的书。该书作者自称是“一本较系统全面指导投稿的实用工具书”,那么,它就应沿循指导投稿这条主线介绍情况,但是,在它庞杂的内容中,与之有关的内容很少。此书一开篇就讲信息知识和大众传播理论,及国外出版社现状(其中包括国外作家收入情况),这就用去63页。然后,又用25页半介绍版权知识(书后半部还有83页的     

奇特的书

一说到书,人们就会认为书是用纸印刷的,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已经出现磁盘书、光盘书、激光书等。即使在过去,书也具有各种形式。金书:在斯里兰卡古都阿努拉达普拉,发掘出一本金书,全书共七页,每页都用纯金薄箔制成,书中记载着一部分印度古代的史诗。据考证,这册金书是1400多年前由印度传入的。钢书:在南美洲巴西圣保罗市中心广场上,陈列着一部钢书,全书1000页,重达1500公斤,它用不锈钢薄板铸刻并装钉。该书记载着圣保罗市的历史和风土人情。铜书:保加利亚加布罗沃城的图书馆珍藏着一部用青铜铸成的书,共22页,每页长18厘米,宽20厘米,重8公…     

《红色档案印初心》第七集 树叶训令

<正>档案先导：在河北省档案馆珍藏着一本《聂荣臻回忆录》(图1）,书中关于“树叶训令”的内容格外引人注意,“树叶训令”是什么？背后隐藏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解说：自1941年秋季开始,日军先后出动七万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次“扫荡”已经由过去的分区“扫荡”转变为全面“扫荡”。在这两个多月的“扫荡”中,八路军与日军展开了八百多次战斗,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多名,     

北大将追究网上叫卖馆藏书复印版侵权者

近期通过淘宝搜索发现,北大图书馆藏书复印版被挂在淘宝网上叫卖,卖主称只需告知书名就可以提供“北大图书馆复印、代印”业务,还可代寻稀缺书、绝版书。据悉,对方贴出报价为：1-218页的书80元／本、219—250页的书90元／本、251—317页的书100元／本、318页以上的3毛／页。     

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世界真奇妙》是谁编的

《世界真奇妙》这本书,不仅仅内容奇,更奇在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上。请看: 这本16开本96页的小册子,是书还是杂志呢?说它是书吧,封面上却印着如刊物期数的“第一集”。如果说一册书可以叫一集,则闻所未闻;更何况国家新闻出版署曾明文规定,不准以书代刊。说它是杂志吧,却没有刊号——既无登记号,又没有国内外代号。不伦不类。更奇的是,从头到尾看完了这本书,你不知道这奇书是谁写的,谁     

中文"历史"一词考源

中文“历史”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何时成为常用名词？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一书认为，“历史”一词出于清末；梁宗强编著的《中国历史之最》一书认为，1903年“史学”课更名为“历史”课，这是我国最早出现“历史”一词，并且可能是从日本传入。     

“署名”论

有些新闻和通讯，往往署了三五个作者的名字；有的甚至一张新闻照片署名也是二三个，实在令人费解。仔细一想，消息和通讯署名三五个还有点说头；但新闻照片署名也是二三个就有点说不过去，难道是一人持相机，一人按快门，一人负责洗胶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未免有点“滑稽”。人多以示重视？不对。文责应该自负，如果稿子真的出了问题，作者三五个，拿谁是问？如何“自负”？倘若稿子获奖呢？作者三五个，谁来领受？谁是该文荣誉的无愧者？人多说明写作艰巨？也不对。写作的显著特点是“单干”。它的艰苦在于个人“伤脑筋”，并不表…     

聚书之乐

假如在“书”前加一最妙的动词,你选哪个字？买书,背书,读书,抄书,写书,出书,教书,贩书。读书人,当行本色,万变总不离一个“书”字。但我觉得,这些字眼都还是浅层次的,不是功利色彩太重,就是充其量陈述着个没有温度的举止而已。以我之见,正如书的最高境界是和人打通精神血脉,“书”前最传神的动词,无过于一个“聚”字了。     

书业内外

新书能不能慢评？网络盗版正在榨干传统出版业的血汗；对“不对路”免费书说“不”；课本争议是一种进步；放“漂”的图书能“漂”多远。     

如此“凑书”

编辑、记者著书立说,本应提倡,无可非议。但一些“老师”的“专著”、“作品集”,本应几十页、上百页便可登完,却硬要“粗制拼凑”成一本几百页、上千页的“厚书”。其“秘法”是:占页。占页有八种形式:一是大号字占页;二是插图占页;三是空白纸占页;四是把短文分成若干“段”占页;五是每章前加“提示”占页;六是不厌其烦引用报载占页;七是请领导、专家提词、作序占页:八是写编者的话、前言、后记、补记占页等等。编辑、记者,乃人类灵魂之工程师。如此“造书”。羞呼!著书立     

配图张冠李戴的科普书也算合格?北大核心

最近,有读者发现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一书中,一些科学家的照片与名称出现错乱。在书中“引言”的第4页以及正文的第12页,记者发现,书中标注为“牛顿”的照片实为狄德罗,而标注为“焦耳”的照片实为达尔文。（《法制晚报》,1月27日）     

责任应由谁负

翻翻近期出版的书、报,错别字及词语欠妥之处,多得惊人,错得玄乎,已经形成“无错不成书、报”的局面,并非危言耸听,不信请看顺手拈来的实例: 梁斌同志的近著《烽烟图》(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全书550页,错别字及词句不妥处近千。如果说“凑他”应是“揍他”(7页5行),“扬树”应是“杨树”(12页14行),乃字形相似,编校一时疏忽:那么“月润”应是“月晕”(54页7行),“艰年”应是“歉年”(58页13行),这“润”与“晕”、“艰”与“歉”字形没一点相似,又应作何解?更“刺刀上到枪把上”(152页12行)“人是衣服马是鞍”(166页4行),试问怎么个“上”法和怎么个“是”法?查遍今天雨后春笋般的新出词典,也找不出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