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视域下政府管理创新的法律思考

自主创新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挑战的特定背景下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对各级政府来说,要在自主创新中发挥其应有作用,不断提升行政能力和行政绩效,就应当因应行政生态环境变化,正视自主创新对政府管理带来的严峻挑战,认真剖析当前政府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积极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以期建立起一个与自主创新相适应的现代法治政府.     

航空产业集群内企业创新决策的博弈分析

对地方航空产业集群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界定,剖析他们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核心企业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得出驱动航空产业集群内核心企业选择创新策略的主要因素。根据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增强航空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项目风险决策研究

对技术创新项目风险决策的机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二阶段决策模型,该方法不仅从投资收益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项目的客观风险,而且考虑了决策者的主观风险态度,克服了现有决策模型仅从单一角度考虑的弊端,使技术创新项目的决策更加合理、科学,应用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集成电路创新政策演化研究

集成电路创新水平对于我国未来科技发展、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集成电路创新政策则是推动我国集成电路创新能力的指挥棒。本文基于我国在1987—2020年间所出台的123份国家级集成电路的政策文件,利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工具理论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和内容分析,研究得到政策数量不断增加、结构不断完善的演化趋势,其中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以环境面政策为主;发现目标规划政策对政策整体数量和结构有着决定性影响。最后,本文以加强市场管理和加大自主创新两个方面从政策工具角度为我国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政策的设计提供了方向和建议。     

政策扩散视角下我国PPPs政策创新的扩散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是我国政府的重要治理方式,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时间、空间和方向3个维度,对1995—2018年所颁布的323项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解释中国PPPs政策扩散的过程与特征。结果显示,我国PPPs政策创新目前正处于"S"型曲线的快速扩散期;政策空间扩散上,呈现出地区性辐射扩散的特点;政策扩散方向上,存在着中央向地方自上而下、中央内部部门由高到低的层级扩散,以及各同级政府部门间的平行扩散路径。为提升政策创新扩散效果,政府应将政策模仿经过政策学习后转化为政策创新。     

创新政策: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创新系统的视角

创新政策是推进创新活动开展、促进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主要遵循Wieczorek和Hekkert的研究思路,指出我国创新系统主要面临创新主体缺失、创新主体能力不足、创新环境有待优化这3个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创新政策的传导路径模型,研究创新政策的"政策内涵——政策功能——政策目标"作用机制,试图为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提供理论指导框架。     

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政策落实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全面促进自主创新政策落实这一目标出发,探讨了自主创新政策落实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制约自主创新政策落实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要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出发提高政策落实的质量和效率,要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要在政策的实施中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要做好政策实施重要一环的政策评估,要重视和建立政策实施的成本补偿机制等建议,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努力促进自主创新政策的落实.     

武汉市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文章构建了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为其各级指标赋予权重,并运用集对分析方法对武汉市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定量分析.     

负责任创新:时域视角的概念、框架与政策启示

作为创新管理的新兴范式,责任式创新是指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活动的集体管理去探索创新的未来,并强调创新结果在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增长性之外,需考虑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以实现公共价值。从时域视角出发,分析讨论了责任式创新的概念源起,并在创新过程观与结果观的基础上,整合面向过去的回溯性逻辑与面向未来的前瞻性逻辑,提出了时域视角下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与政策启示     

我国创新政策的演变——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随着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创新政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本文重点关注我国从1979年到2009年间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技术创新政策,选出与技术创新相关性较强的580项政策．从供给政策、环境政策、需求政策三个视角探讨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研究发现：1999年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后,我国创新政策数量和政策力度都大幅度上涨：20世纪80年代,我国创新政策以供给政策为主,90年代,政府注重创新的环境,到2009年,环境政策比例已经高于供给政策;需求政策最近才被政府重视。最后提出我国政府要加大采购政策、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的颁布数量和力度。     

知识创新视野下的大学信息政策体系构建

大学是知识创新的核心主体之一,大学信息政策对于大学的知识创新与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和牵引作用。基于国家信息政策法律的规范,国外大学纷纷制订了内容丰富而多样化的信息政策,以合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与信息技术,促进知识创新,而国内大学的信息政策制订与研究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大学信息政策体系。     

巴西技术创新政策演化及启示

巴西是拉美研发规模最大的国家,政府非常重视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根据政策侧重点的不同,巴西技术创新政策前期多侧重研究开发;后期主要重视创新体系建设。通过回顾巴西技术创新政策,从重视研发向重视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分析了巴西政府在促进技术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为转型时期我国制定技术创新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创新系统的梯度模式及其政策含义

在一定的地理边界内,创新活动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因之而有了创新的高梯度地区和低梯度地区之别.各级政府应正视区域创新梯度差的存在,并通过梯度推移扩散实现区域创新的均衡发展.     

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税收政策作为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都具有重要作用。结合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特点与需求,从税收政策布局合理性、政策工具科学性、政策柔性以及政策实施等方面构建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模糊Borda数方法设计基于规则的政策有效性评价方法,对中国现行税收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为政府部门优化现行税收政策体系,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方法支持和决策借鉴。     

我国企业研发"走出去"的创新效果:基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

针对后发追赶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究竟能否推动母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基于国际R&D溢出理论,运用2008-2018年间45个国家的相关统计数据,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分析讨论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同时检验了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应用门槛模型对这种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有利于提高母国的技术水平,存在着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这种溢出效应产生了非线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有着明显的单门槛形态。这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研发决策中优化资源配置,规避东道国政策限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实现机制

文章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断层,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利于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实现机制:科研立项机制;动力和利益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投资机制和推广机制。     

全球化视野下创新集群的协同演化及政策启示

创新集群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基于跨学科理论方法,在对"集群"的内涵、全球价值链演化以及全球技术链形成等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视野下研究了创新集群的协同演化路径。在此基础上,从自上而下的推动力、自下而上的吸引力和自组织力等三个维度构建了创新集群协同演化的混合动力模型。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企业自主创新路径与政策环境互动的浙江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对浙江企业技术研发的历程分析及典型案例剖析,总结归纳企业在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的特点、取得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虽然企业创新成功的路径各异,但都与自身实力和政策环境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现阶段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措施.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的科技创新券政策研究

目前我国已有30个省份实施创新券政策并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但在组织实施中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对政策的优化和目标的实现造成影响。从政府管理的视角,对国内各地创新券的管理模式、管理流程、支持对象与范围等情况进行梳理与归纳,比较研究其中典型的创新券组织管理模式,分析创新券组织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并从改革创新、强化组织管理、防止支持范围泛化、调动高校院所积极性4个方面提出优化完善创新券政策的建议。     

基础研究与企业技术绩效——来自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旨在考察基础研究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与效果,采用1998-2009年我国30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支出和产出,且产学研合作、企业规模及国有产权等因素对基础研究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不同且重要的影响.此外通过国内外比较发现我国存在着基础研究支出占R&D经费的比例较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入比例失衡,基础研究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