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完全执行污染排放管制的企业与政府博弈分析

企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我国的环境政策大多局限于控制政策本身和实施政策所需的措施,并假设这些措施均能完全执行。而企业作为一个由利害关系基本一致的成员组成的群体,必然形成坚强的"利益刚性",其对政府的环境管制会采取各种规避措施。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政府先行的博弈模型分析在管制不完全执行的情况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环境管制政策与企业行为——来自高耗能企业的证据

环境管制政策通常分为行政管制和市场导向型管制。行政管制政策具有强制执行性特征,企业没有自主选择权;市场导向型管制政策通过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自主选择节能减排行为。选取钢铁企业和电力企业,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管制对企业行为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市场导向环境管制对企业战略影响远大于行政性管制;而行政性环境管制对企业技术进步影响远大于市场导向管制;由于企业战略直接影响到企业其他行为调整,因此,总体上看,市场导向管制对企业行为影响大于行政性管制;此外,企业行业垄断特征越明显,越不愿意进行战略和生产决策调整。     

管制和企业排污的博弈分析

本文利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了企业过度排污的原因,介绍了我国环境管制制度的基本情况,建立了排污管制的分析模型,依据该模型对政府管制与企业排污进行了博弈分析并提出了加强对企业排污管理的建议。     

电信业管制改革的路径、机理和政策工具

本文以电信产业为背景，构建了管制与市场绩效关系模型，分析了被管制企业产权结构、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和管制的关系，讨论了管制改革的路径、作用机理以及与竞争环境相适应的管制政策工具。     

价格管制、战略性创新激励与创新药市场绩效

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竞争市场中,政府的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价格管制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对制药企业创新激励和创新药市场绩效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价格管制并非总是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激励,在一定条件下,价格管制能够引导企业的创新投入实现社会最优配置;价格管制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合理匹配,可实现制药企业、医疗机构、患者、医保机构和政府的"多赢";政府的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能够对制药企业的创新投入进行双向调节,引导其实现社会最优配置,进而提高制药企业的利润和社会总福利;当管制价格高于社会最优的管制价格时,提高医保福利水平和降低管制价格均会削弱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     

博弈模型在排污监督管理中的应用及对策研究

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压力也日益严重,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将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实践表明,必须制定有效的环境监管制度,对环境实施有效的保护,实现在有限的环境容量下尽可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首先对环境政府管制从经济学的外部不经济性角度探讨了理论依据,然后,基于博弈模型,应用纳什均衡战略,研究排污企业偷排行为与环保部门监督监察行为之间的博弈,根据博弈模型结论指出我国环境管制和排污监督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外商投资对地区资源环境影响的机制分析

本文从环境管制对投资区位选择和污染性产业转移的影响两个角度,对外商投资对地区资源环境影响的机制进行分析。指出外资对地方资源环境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外资和环境管制本身,而在于地区引进外资的政策以及外资在经济收益与环境管制之间的权衡。     

环境管制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与治理效果基于技能溢价的视角

在保护生态和促进就业的背景下,环境管制能否实现雾霾治理与劳动就业的双重红利,引发广泛关注。在Copeland-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将雾霾污染的动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及管制效应,以劳动力市场普遍出现的技能溢价为切入点,构建“环境管制－技能溢价－雾霾污染”的逻辑框架,并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最后探究在技能溢价调节下环境管制政策效应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1）环境管制不仅能通过经济规模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缓解雾霾污染,还会通过与技能溢价的契合与动态匹配对雾霾污染产生多维影响。（2）尽管在样本期间环境管制对雾霾污染的总效应不显著,但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发布与实施,环境管制的治霾成效逐渐显现。此外,随着技能溢价的扩大,环境管制对雾霾产生了先加剧、后抑制的影响,意味着发挥环境管制与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助力绿色就业与环境保护的双赢。（3）为实现局部与短期利益,地方政府在治霾上不仅缺乏协同规制,还存在“搭便车”行为,由此全局雾霾治理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本文从技能溢价这一新的角度揭示环境管制对雾霾的作用机理,对改善环境管制的污染治理效果、落实新发展理念具有启示意义。     

鼓励还是拒绝员工创新:企业的创新政策选择

将既有企业的创新政策划分为两类:"鼓励员工创新"政策和"拒绝员工创新"政策,是否采取"鼓励员工创新"政策成为既有企业的一项重要决策。本文通过构筑既有企业与员工的多期博弈模型,剖析了既有企业创新政策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机会转化为商业化发明的概率越大、可商业化的发明产生的收益越大,则既有企业越倾向于采取"鼓励员工创新"政策;在企业内部开发机会时员工分享的收益越大、给定项目的产出越大、有风险类型项目的风险越小、员工发现机会的概率越大,则既有企业越倾向于采取"拒绝员工创新"政策。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管理启示与研究不足。     

环境保护中政府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及其博弈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于环境保护的投入成本及外部性,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中利益博弈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分析了我国环境保护中的政府规制与企业行为,具体论述了环境保护的两大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污染和环境监管中的利益关系及其博弈过程。结果表明：政府虽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规制,却难有效果,关键是由于规制政策的规范性和实施程度不够。由于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中存在非合作博弈,企业在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下时往往都是从企业竞争力、企业绩效等自身利益角度来实施环境保护,因此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滞后性。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政府和企业提出加强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000-2011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中17个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差异,部分行业呈现出显著的"U"型或倒"U"型关系,其他行业则不存在显著性关系;环境规制对各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与该行业所属的污染类型无关。最后,本文就如何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促进各行业生产技术进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是否倒逼了创新驱动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本文借助于“两控区”政策冲击,选取1994—201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和国家专利数据,运用倍差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且在长期内其政策效应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使用不同的产业转型升级指标等稳健性检验表明,我们的结论基本不变。同时,政策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即它只是显著地促进了中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并不是通过资本深化渠道和外资溢出效应渠道,而是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倒逼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异质性区位变化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

为了更好地解释落后或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与环境保护“两难困境”产生的原因,通过对基于FCVL模型框架分析环境政策、企业区位变化以及环境污染的内在传导机制的分析,从微观角度较详细地刻画了异质性企业的区位转移活动,同时分析了在合作与非合作的环境规制政策情况下,相应的均衡区位的形成以及污染量的显性解,为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对于贸易成本这一环境污染区域传导机制中的关键因素,通过对2010—2018年中国工业制造业38个行业动态面板模型的广义矩估计。研究表明,企业拥有的总资本大小对环境规制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单位产品产生的污染量、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总资本大小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实证研究表明,在较高的贸易自由度下非合作的环境规制会增加总污染量,合作的环境规制可以降低总污染量。     

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新疆为例

能源效率的提高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双重任务.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视角,以新疆1990年-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本研究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单要素能源效率,还是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角度,政府环境规制均不利于新疆能源效率的提高,同时,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不仅体现在当期,滞后3期的抑制作用仍然显著,尤其是滞后2期的政府环境规制对当期的能源效率影响最大.最后,就实证检验的结果做出一些理论推断,并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基于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1475家微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检验融资约束和环境规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明显,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企业创新间起到促进作用,但环境规制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产权性质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作用有限,但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显著.对此,应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法律制度;提升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提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环境规制的协调度;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市场的竞争力,激发国有企业研发动力.     

保护环境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双赢之道

环境经济学的传统假说认为,环境目标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权衡,环境保护与提高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两难处境。文章以动态竞争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合理的环境规制:通过激发企业创新进而提高其竞争力的机制;并分析了企业的环境行为成为未来提高其竞争力的一个基本要素的原因。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应对环境规制,通过创新降低污染、提高资源生产率是实现环境保护与提高竞争力"双赢"的关键。     

环境规制、市场需求与生态技术创新——基于34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10年和2011—2016年两阶段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在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在轻污染(技术推动型)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除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市场需求对其他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政府与第三方治污的演化博弈研究

为研究政府与第三方治污之间交往的规则和制度形成的演化规律,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建立政府和第三方治污的支付矩阵,分析政府和第三方治污企业交往过程的演化模型,展示决策参数的不同取值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与第三方治污的交互关系演化系统收敛于两种模式,随着双方成本和收益的改变,收敛于不同模式的概率发生显著变化;为寻求跳出不良"锁定"状态指明了方向,现阶段政府与第三方治污群体的交往模式自发演化依赖于各种策略的相对支付;政府应当制定严厉的排污惩罚制度和环保法规;第三方治污应当扩宽企业的盈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