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爱好者栏目趣联

“我爱通讯工作”,因没能掌握“新闻写作入门知识”和“读报用报”的要领,尽管东奔西走,写了几本“采访札记”,但连一篇“墨海拾贝”似的短文章也未登上。我苦恼极了。一天,我漫步在“通讯员园地”,一篇篇”通讯员赞”,使我了解了他们“成才路上”的艰辛及“学步一得”的“采写经验”。这时,一群有成就     

请还我正确的读音——“档”字的请求

我是“档”字,与“案”字结合组成“档案”一词,与“法”字结合就形成“档案法”这一有权威的法规名称,若与“事业”一词组合又形成档案工作者为之奋斗的“档案事业”一词,我还拥有一支人员众多的档案工作者队伍,要说我的“名气”够大了,“地位”也够高了,但使我深感遗憾和痛苦的是,在我尊敬的档案工作者中,竟有不少人把我的音读错了,我     

大声说出“我爱我”

“我爱你”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恋人之间一句“我爱你”，常常是情感升温的开始。夫妻之间一句“我爱你”，往往是爱情保鲜的秘方。游子遥望故乡一句“我爱你”，那是绿叶对根的情意。父母对子女说一声“我爱你”，那是给孩子注入成长的“维生素”，或者是孩子事业成功的“催化剂”。然而，子女对父母说一声“我爱你”，那又会是什么呢？     

不囿于我 不玄于道——读《读写研究》

王国维论诗提出了一个“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问题。其实,著书立说也同样有“有我”与“无我”之分。“有我”,即书中能不时地看到“我”:“我”的经验、“我”的感受、“我”的交往、“我”的评价。“无我”,则总要客观地说,尽管说的内容也是“我”心中的东西。“有我”的书更容易写得生动活泼、亲切平易,似面对面的平等交谈;“无我”的书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容易亲近。但书中“有我”并不容易,“我”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眼光,让人读了就觉得这个“我”真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三本词典助笔耕

我有三本《现代汉语词典》,分别放在长岗镇我的单人宿舍、办公室和随州市区的家里。在我眼里,这“三兄弟”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无论是谁都借不走、讨不到。两年前,上五年级的女儿玉莹自量蛮有把握地向我讨要一本,却吃了“闭门羹”。她小嘴巴一撅:“一个人用几本词典,吃着碗里护着锅里”。我得罪不起“小公主”,只好到书店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呈上”。 其实我并不是“吃着又护着”,只是我实在少不得这些词典。多年来,我一     

“除了一支笔,我一无所有”

一‘今年5月的一个晚上,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称他们夫妇二人正商量去买一条好裤子送我,我一时愕然;电话中接着说:“我们看到你的‘文集’了”一”我方释然。因为江苏文艺出版社和香港轩辕出版社新近联合出版了《储瑞耕文集》(从我在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的1100余篇文字中挑选出来的400余篇的集结;“文集”云云,各种体裁的“文”字“集”合在一道之谓也,如此而已),扉页我照片下的一行字是:“除了一支笔,我一无所有”.既然“一无所有”,岂不连裤子都没有么?—朋友此一“默”真正“幽”得可以! 20多年间,我当过港口的装卸工、小报的“老总”,当过…     

侃侃编辑这一族

编辑者,整理加工别人稿件之人也。对“别人”,他们常有评判。这里,我这个寄送了几十年“方格”的“别人”,不妨也斗胆侃侃“编辑”,望诸君耐心一阅。 凭心而论,“不才”能走上写作之路,真亏了一位老编辑的启蒙、引导。当初,并未学文的我,对写稿一窍不通,只是兴趣来了,将看到想到的像说话一样“洋洋洒洒”写上几页,寄出去。想不到几天后竟收到报社一位编辑来信,说我写的其中一段表扬老班长的素材不错,教我不要面面俱到,就将这一段写成“故事”就行了。我“如法炮制”,果然不久     

我是记者不是"官"

在许多人眼里,记者是“官”,甚至是“王”。我认为,把记者当成“官”是一种极大的悲哀。 有两件事,我始终难忘— 一件是前几年的事。某县一所偏僻乡村校舍危房问题多年未得到解决,师生联名给我写信,要“省里的官”解决问题。我前去采访时,却发现不仅有乡领导、县教委领导甚至一名副县长也在“恭候”。不等我打开采访本,该副县长当即表态,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拆除危房,“拜托”不要见     

一次没有结局的“打假”采访

3月16日,我在一家“打假公司”采访。一位公司职员告诉我,明天他们就有一次打假行动。 我兴奋起来:“我们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行呵,不过我们的车坐不下了,你们能自己出车吗?”“我马上联系试试,可是去哪儿呢?”“这个暂时保密,你们明天先来公司吧。” 第二天,报社派的“桑塔纳”拉着我和一位摄影     

"与我没关系"

前些日子,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去世了,我在网上看到帖子后,认为是值得“传播”一下的“新闻”。刚好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某某去世了。”“谁?”朋友很认真地追问一句。我说“某某去世了!”“噢,与我没关系,我以为他早就不在了     

我中了《实话实说》节目组的“计”

5月22日这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电话:“你是汤礼春先生吗?我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张虎迪。”“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尽量平静地问道。“哦。是这样,我们准备做一期关于教育方面话题的节目,想请你参加。”“请我参加?。”我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意外。我好奇地问:“你们怎么找到我的?”“我们看到你写的一篇作品《儿子的拍马成长史》,觉得很有意思,跟我们这次话题有关。这样吧,我发过去一个传真,上面有一些问题,想请你出点金点子。”“好吧。今晚我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一口答应下来。放下电…     

《新闻三昧》帮我入门

我是一名初学写稿的通讯员,由于不得要领,致使我所写的“小方块”总是石沉大海。一位有写作经验的好友给我拿了几本《新闻三昧》告诉我:“这就是老师,能帮你入写作之门,好好学吧!”从此,我只要一有空余时间就仔细阅读,而且是边读、边想、边琢磨,从中领悟写作技巧。《三昧》中的“佳作赏析”、“践行篇”、“充电乐园”、“灵犀一点”、“笔者自助餐”等     

选准“婆家”

记得上军校第一年,我爬起“格子”。一年中,倾心撰写了３３篇稿件,却没收获一篇“铅字”。我一次次暗暗地问自己：是稿件质量不行？是报社没有“关系”？还是自己不是这块“料”？说心里话,由于很长时间找不出原因,我彻底灰心了。 一天,我从《河北日报》上看到一则征文,看后再也按捺不住激情,也拿起笔写起自己的故事。我把征文要求当作“镜子”,一遍遍地对照,一遍遍地思索、修改。三个星期后,《是你使我转变》一文竟然在《河北日报》上开天辟地第一回“亮相”。没多久,我发现《解放军报》上新开辟一个专栏：“每月热门话题”,…     

脚踏三只船——我的自白

1986年9月,我在乌鲁木齐为弄到一张返京机票而焦躁不安。多亏自治区一位副主席相助,在我的介绍信上批上“专家返京,务请照顾”八个字。我把有批示的信递给了售票厅主任,他看看批字,问我:“专家是谁?”我说:“就是我。”“啊?你?”他狐疑地打量着我。在他看来,我好像太年轻了。似乎“专家”本人也不应来跑票,因此,他的神情依旧猜疑与冷漠。     

要让鸟儿说"鸟语"

记得去年年底央视二套有一“难忘2005”的节目,其中选择了一群人问“2005年你最难忘最感动的事是什么?”一名学生答“2005年我最难忘最感动的是我上到了我理想的中学。”一名城市退休人员说“2005年我最难忘最感动的是我们这里的广场允许大家放风筝了。”一名农民工说:“2005年我最难忘最感动的是我在年内拿到了工钱。”……闻此言语,我也有些难忘、感动了,不为其他,只为这些回答真实、实在,而这些平凡实在的话语折射出的却是一种生活理想、社会和谐、法制进步。再者是媒体展现出的“贴近”意识。何谓“贴近”,就在于其展现出来的语言与说话…     

感谢辛勤的书展工作人员

“一号一号,我是四号,我这儿压力很大,我这儿压力很大。”“四号四号,我是一号,一号明白,请控制售票速度,请控制售票速度。”“一号一号,请加强展厅疏导,请加强展厅疏导。”     

换房如换妻

“我最近在玩一种换妻的游戏。”一个美国朋友对我说。“什么?”我吓了一跳。他大笑起来:“我在换房子啦,只是把它比喻成换妻。”“换房子怎能跟换妻比呢?”我问。     

从时代变革中去摄取新闻——谈《一个山村家庭的分裂》的采写

前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打算去四川米易县城附近采访一个庭院经济搞得好的农家.没有班车,一个叫井源的个体户青年人说:“记者,我开摩托车送你。”开初,我们的“嘉陵”在山乡公路上飞快地奔驰,以后却渐渐地慢下来。“没油啦?”我担心地问。“不呵,哎!”小伙子一声长叹:“记者同志,我好犯愁呵!”“你这万元户有啥愁的?”见我发问,摩托车干脆在路边停了下来。“我是个从河北保定来这里的上门女婿,     

刊中刊

在我的好友中,有两人因有自做的矿石收音机,分别在“反右”和“文革”中,被人诬陷“收听敌台”,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因为我也是“右派”,那年头,连别人把收音机借给我,我也不敢一人独听。1979年,伴我20多年的“右派”改正了,我是共和国中堂堂正正的公民了,虽然手头拮据,仍狠了狠心,花21元买了一只宝石花收音机,作为纪念品。当时家里够辛酸,     

由喊官称想到名字

近日到农村采访,发现喊“官称”之声竟降落到了我这非“官”者头上,真让人哭笑不得。乡村干部不知为什么异口同声喊我为“主任”。我反复声明:“我不是主任,叫我名字吧。”没人听招呼,照喊不误,喊得那样亲切感人。我琢磨,是我有“派头”还是有“架子”?没有呀,灰中山装,旧皮鞋,“土老冒”一个。回头一想,想起了我那“职称”,就说:“要喊,就加上个记者吧。”还是不中。有个别人喊“邓记者”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