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

春秋三传:《春秋》是由孔子编定的.被称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就是关于《春秋》的三部解经之作,即《左传》、《公羊传》、《谷粱传》。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东汉班氏三兄妹:班固、班超、班昭。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即苏氏三父子。中国现代文学三巨匠:鲁迅、茅盾、郭沫若。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说“三”道“四”

春秋三传:《春秋》是由孔子编定的,被称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就是关于《春秋》的三部解经之作,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东汉班氏三兄妹:班固、班超、班昭。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柳宗元的三戒:《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宋代三苏:苏洵、苏轼、苏辙, 即苏氏三父子。南宋四家:杨万里、尤袤、范成大、陆游。元曲四大家:关…     

说“荆”道“楚”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一句,有注解称＂,楚,荆木＂。为何有此解释呢？许慎《说文解字》曰：＂楚,丛木,亦名荆也,从林,疋声。＂《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5、6期)一文，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否定这一史实，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实在“背于情理”。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宇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问“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一再随意取舍。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使她不顾事实。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     

说“三”道“四”

“三”和“四”,三岁孩童都知道它们的意 思,为何要拿出来做文章呢,岂非废话连篇?其 实不然。 “三”是数目二加一后所得,是个基数,一 二三的“三”,这是最基本的意思,不必举例了。 古人创造汉字时,划上三道,就认识到它的意 思了。     

说“三”道“四”

说“三”道“四”,奥妙无穷。先说“三”: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婚礼常行三鞠躬。致哀静默三分钟。     

说“三”道“四”

说“三”道“四”○山东张兴龙在文学上有许多与“三”“四”相关的作家、作品并称的通俗说法。与“三”相关的如：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三苏：苏轼、苏辙、苏洵。欧美三大短篇小说家：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柳宗元的三戒：《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     

说“三”道“四”

春秋三传:《春秋》是由孔子编定的,被称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就是关于《春秋》的三部解经之作,即《左传》、《公羊传》、《谷粱传》。     

修辞策略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实践

"孔子作《春秋》"说在中国经学历史上兹事体大且历经纷争。在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下,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为重新讨论西汉时期的相关言述提供了新进路。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之中,为不同的话语意图服务,而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修辞策略来加以论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三者有关这一命题的叙述具有不同的修辞特征,体现了不同的话语策动机制。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取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     

说“菊花”道“黄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曾刘景文》）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苏轼《九日和王巩》）《菊谱》云：“菊,草本也,以黄为正,所以概称黄花。”古人“立象以尽意”,“菊花”“黄花”是常用的意象。     

《春秋》经文“皆左氏义长”说驳议——“火灾”经文的三传比较

《春秋》经文,三传不同,孰优孰劣便成了讨论的话题。《四库全书总目》曾言:“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①左氏学家侯康表示赞同②,公羊家皮锡瑞③也表示赞同,似乎此说已为后世学者普遍接受。     

西汉“灾异说”简论

西汉＂灾异说＂之旨,在于要当政者慎微重始,尽早发现政治失误并及时正确应对,其实质乃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空前强大之时士人们为了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而创造的一个话语系统。西汉儒臣们运用这个话语系统,参与朝政,可是效果有限。于是,＂灾异说＂始衰而＂祥瑞说＂始兴,后者成为士人为王权服务的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