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谬论及其历史意义——基于《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之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就革命近期目标、革命领导权、革命斗争方式、革命经历的阶段和步骤、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归属等问题阐发了一系列机会主义谬论,在当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列宁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公开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谬论进行批判,在破除思想迷雾的同时也阐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路线。这一“批判”对列宁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理论体系建构、推动俄国革命的整体发展进程、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有重要历史意义。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世界历史”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东西方社会发展“互相补充”的思想,认为东西方社会发展将在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的过程中实现。列宁十月革命前夕提出俄国革命是全欧洲革命“序幕”的思想,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揭开全欧洲以至全世界革命的序幕,促使西欧和北美的无产阶级起来同资本主义“决战”。列宁逝世前夕意识到西方国家由于资产阶级统治者实行“糖饼”政策,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这些国家短时间内难以爆发革命。以后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人民展开斗争。习近平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提出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从世界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的力量主体等方面,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试论帝俄时期国家杜马的职权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２日俄罗斯举行了新的议会选举，国家杜马在经过七十多年的沉默后又重新出现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国家杜马的重新出现，很自然地使人们联想到俄国历史上的国家杜马，有人把新出现的国家杜马看成是前四届国家杜马的继续，称其为“第五届杜马”或“第五次尝试”。有人认为：“叶利钦的宪法实际上恢复了沙皇政府的国家根本法。新国家杜马的权限甚至要比沙俄时代杜马的权限小。……１９０６年的国家根本法在某些方面要比叶利钦的宪法更好，它无论如何还比较清楚地确立了分权原则，确定了每个院的权限。”①这就需要人们对历史…     

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六）——十月武装起义与取缔立宪会议

一、19世纪以来的“立宪”诉求与“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 “立宪会议”按今天的通常译法即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这种思想在俄国由来已久,它是沙皇专制向政治自由和分权制衡转变的关键步骤。在俄国最早提出向宪政制度转变的是亚历山大一世身边的体制改革派“密友委员会”。     

完成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东方道路"胜利发展的前提

社会主义“东方道路”在它的开拓和发展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一直存在着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激烈争论，争论集中到一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列宁突破了恩格斯所强调的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后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结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但是，列宁及以后的继承都因此相继经历了恩格斯所担心的“很大不幸”，历史的经验使东方无产阶级明白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也应该夺取政权，但必须记得恩格斯的“重演1793”，完成民主革命的告诚。民主革命的完成是社会主义“东方道路”胜利发展的前提。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条件下，进一步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从而使“东方道路”得到健康发展。     

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维埃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在革命过程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积极参与了苏维埃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但在理论上，它们认为苏维埃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政权机关,如果说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代行了政权的部分职能，那么当合法的政权组成之后,苏维埃就应当“功成身退”。对苏维埃地位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苏维埃的态度。     

Дума趣谈

“杜马（Дума）”是“议会”的俄文音译，词意为“思想”。国家杜马在俄罗斯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最终批准生效的《城市条例》在城市中建立了无等级的自治机构——城市杜马。城市杜马的执行机关是由市长和2～6名成员组成的市执行局。市长是城市杜马和市执行局的主席，城市杜马代表的选举按财产资格进行，每4年举行一次。凡纳市税的人一律参加代表的选举。这种选举方式使俄国新兴资产阶段在城市杜马中占有优势地位，他们对城市的管理和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这在当时适应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国家杜马是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被称为俄罗斯反对帝制的核心力骨．曾废黜了沙卓尼古拉二世。     

对讲授“社会革命”的意见

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社会革命”与“阶级和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革命的变革本节主要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可考虑分以下几个问题来讲授:第一,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现象     

论俄国自由派运动的形成和特点

俄国自由派是１９世纪中叶从沙皇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支温和的反政府派别，是活跃于１９世纪下半期２０世纪初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大派别之一。其活动构成自由派运动。自由派运动是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对历史的借鉴与超越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有历史渊源。其中,中国历史上辽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新中国在西藏保留封建农奴制长达8年之久;世界历史上有美国南北战争之前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并存,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日本大化革新后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并存等,这些事实都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但同时,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与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是对历史上一国两制的超越。     

关于“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与“革”的发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会议在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的原因分析中,并没有统一认识;毛泽东在“革”发动前夕没有“大权旁落”,“大权旁落”不是导致毛泽东发动“革”的主要因素;在“革”发动的初期,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一定的抵制。     

自由主义语境中的教育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形成于17世纪,其后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转变。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复杂而多样,但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自由主义教育观是自由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有其独具特色思想内涵,自出现后也经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对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教育观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联系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价值诉求、理念选择和理念的系统性等方面深化我们的认识。     

“私益性”、“公益性”与“准公益性”——国家观念与市场逻辑互动下教育属性的演变

在东西方的教育发展史上,教育的属性一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在西方,随着经济生活中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变迁,教育表现出"私益性"、"公益性"与"准公益性"的变化。在中国,建国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教育的属性也不断地从"公益性"向"准公益性"方向变化。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要促进教育的发展,必须协调好国家、市场和教育三者的关系,建构为教育服务的宪制政府、服务政府、有限政府,培育为教育服务的有序市场,促使教育成为"第三部门"。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理念基础及其启示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其特殊的化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它的发展深受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主义、集体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导。现逐步形成由政府决策、市场介入、民间参与的多元化、混合式的社会保障模式。这对于我们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的思想——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输入到中国。社会主义主张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实现自由,与自由主义借助国民自身力量有较大差距。无政府主义在实现自由的方式上则不要国家和政府,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限制国家、政府的权限亦不同。革命派与改良派介绍了许多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也注意到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并将其传入中国,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社会主义的自由比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更容易实现。这是当时中国新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自由的朴素认识,但是却影响了许多先进的仁人志士。     

自由主义在中国

自由主义不是严密统一的思想体系,它包容了众多的思潮流派簇系。受强大传统文化和近现代特殊历史现实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自由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积极自由的唯理主义倾向、儒家实用主义内质和保守立场与激进情绪的并存等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外取与溯源并存的文化潮流中,自由主义的研究同时在纵深和面对现实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其中存在着一股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自由主义硬性缝合的倾向。这是人们为了消除自身现代性的焦虑而进行的一种先设而后证的行为,应当引起学术界的警惕。     

自由主义探析

本文分析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其主要理论观点，介绍了西方自由主义对自由、自由主义的理解和阐释，说明了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何认识自由主义。     

严复"伦理本位"的自由观

严复不仅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严复的自由观反映出的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所能容忍与接受的自由意志,而非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原汁原味的自由意志。概括说来,经过严复思想滤过的“自由主义”,与形形色色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     

在理性与权利之间——对国家与自由关系的一种解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政治法律领域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国家的公权力和公民个人的私权利从各自的维度上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张。而这种“双赢”的局面是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所无法解释的,然而对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的解释,我们依然只能从自由主义理念内核与发展历程中去寻找答案。本文就是笔者在这个方面做出的一些尝试。     

罗蒂对自由主义理性辩护方式的批判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从近代发端到当代修正,其理论演变都是围绕着某种理性论证方式展开的,在论证过程中借助于一种普遍人性观点和理性假设推论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范.罗蒂的反认识论和反理性主义立场使他不再相信任何基础主义式的理论言说方式,但他对启蒙政治计划及其实践效果的认可也使他在放弃自由主义理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该理论为之辩护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他认为,自由主义制度及其生活方式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辩护方式,这种方式将抛弃启蒙哲学思想的残余,以便更能够适应后启蒙时代的智识语境,因而也能产生更好的辩护效果.虽然罗蒂的辩护方式在自由主义内部也未得到认可,但对于我们站在自由主义文化之外认识自由主义及反思政治哲学方式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