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中的“神理”义释

在龙学研究中,对于"神理"的种种解释虽然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均未触及根本。要正确理解《文心雕龙》中"神理"的含义,应该把产生它的人文环境与其现实语境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过度诠释与诠释不足均不可取。本文考察、分析了晋人、僧佑和刘勰著作中关于神理的论述,从"神理"与"为文"关系的角度,认为《文心雕龙》中的"神理"虽然在形式上具有"佛性"、"缘起"、"中道"、"智慧"等多种含义,但在本质上则归于佛学"圆觉真如"。刘勰借用"神理"一词确立了人在"为文"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了道与文的关系。     

“有道”和“无道”——《论语》经传与理雅各的“辩经权译”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一卷《绪论》中这样评述孔子的政治观:"孔子教导的统治是改良后的专制主义。他不允许任何一位‘神授王权’(jus divinum)者免除个人美德和仁政的约束。孔子虽未明确谈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何在’,但其实我们可以假设:他认同《书经》‘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之说。一旦君不再推行天命之善、维系养民之政,他就丢弃了自己的头衔与王位,(民)在压迫中形成的坚忍不拔必将他的统治推翻。孟子每每勇于教诲这一昭然之理。孔子虽不喜欢谈论此类话题,但他依     

二十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与争论

理学的西传得益于对"理"概念的译介。20世纪英语世界对中国哲学术语的译释日益重视。卜道成、德克·卜德、陈荣捷、吴怡、成中英、葛瑞汉等著名学者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涉及到"理"的翻译与诠释,观点有分岐与争辩,也有相互借鉴,从中可以管见"理"概念英译的实践形式、基本面相以及西方理解与接受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思想进路。     

关于江青以“正面形象”出镜问题

历史剧表现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要对所要表现的人物有个基本的历史定位,或曰整体的历史评价,剧中表现这一人物时的基调,是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历史定位亦即整体的历史评价的。影视是不可以轻易搬演"否定性历史人物"的善迹的,如果确有需要,也必须取高度慎重的态度。     

论元杂剧公案戏中“判词”的文化形态及其史学价值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和批语。元杂剧公案戏中"判词"包含了很多元代的文化讯息。较之历史上的法律判例而言,元杂剧中"判词"呈现出重视编造故事、突出人物塑造、表达人物道德诉求等特征。元杂剧中"判词",其呈现出的法理性、法律适用与历史真实性等,并不都与元代的法律相一致,它更多的是反映了元代下层民众对历史传统中儒家道德以及文化惯性的心理期待与追忆。"判词"中出现的思想内容杂糅、理想化形态等特征,亦可以从其创作者身份等来得到合理解释。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的“真假人物”模式浅析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章回小说的"真假人物"模式,但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人们可以发现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房伟对小说的构思都有创新之处,大致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以"假"的一方为叙述视角与叙述中心,二是淡化"真假"双方的冲突,三是强调"真假"双方共同的精神困境。     

叶燮“理、事、情”理论对中国意境论的贡献

本文认为,叶燮"理、事、情"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从诗歌的"情"理论入手,把诗歌的"情、理"之争纳入到诗歌"境"论之中,同时将自然景物和社会事物作为具体引发"情、理"的"事"场域,形成在"境"中言"理、事、情"的诗学本体格局。其次,叶燮关于物之"情"的理论,暗合了中国人观物、体物的审美体验过程,其在物之"情"的空间性和诗歌意境中"理、事、情"的层次性,实现了物情、人情在诗歌意境中的展开与升华,因而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论保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

中国哲学作为依托于西方哲学的学科范式而建立的学科,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也出现了机械化、教条化套用西方哲学模式的偏向。要修正这种偏向我们就要重新定义哲学范畴、选择合适的解释工具、更深入地把握西方哲学体系,以保持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立性。     

“因”“时”利导——范蠡对老子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

范蠡作为履践道家哲学思想先驱式的人物,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观思想,将"阴阳"的观念引入天道,这就使老子原始素朴的天道思想有了形而下层面的落实。范蠡以"天道阴阳"思想为指导,在"因""时"两论作为具体实践方法论准则的基础上,强化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认识到矛盾双方对立转化的哲学智慧,并将其运用到商业思维中,最终获得成功。范蠡上承老子,下启黄老,作为推动道家理论学说分化传承的重要人物,其哲学智慧思想值得后世发掘和传承。     

论“天理”与“良知”的关系

"天理"是理学中的最高标准,是普遍、客观、永恒的"理",包括天道、物理、性理、义理四类。"良知"是心学中的最高标准,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体系,其作为意识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部分,具有对意念活动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王阳明说"良知即天理",将理学中的"天理"偷换成了心学中的"天理",可二者并不相同,理学的"天理"是外在于人类的,是高于人类的存在,而心学之"良知"则是内在于人类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     

《白蛇·缘起》对“白蛇故事”的融通与突破

《白蛇·缘起》是一部以"白蛇故事"为原型的影片,讲述了晚唐年间蛇妖小白与捕蛇村许宣的爱情故事。与传统"白蛇故事"相比,影片虽以二人感情为主线,但在此基础上作了较大改动。借由格雷玛斯叙事学分析方法,将其与成熟范本戏剧《雷峰塔》对比,可发现根本矛盾由"人蛇异类恋"到"妖的转变"、人物塑造由白蛇到许宣的重心转变、主题由"颂真情"到"赞扬善"等一系列创新之举。     

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的叙事功能探究

近年来,人们对于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的重视程度不高,这不仅是因为小说中出现的乡村人物带有很多城市的印记,还因为小说中的"乡村描写"多以一种孤立、自足的姿态出现。明清小说"乡村描写"多是对人性的反思,对乡村审美意蕴认识的深化,从小说中的"乡村描写"可以折射出创作者的思想身份和立场。     

西南“三线”建设人物研究述评

西南"三线"建设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学界研究成果丰富,内容涉及"三线"建设的所有层面,但对"三线"人物的研究却非常薄弱。本文主要论述国内外对"三线"研究的现状、"三线"建设人物研究概况,探讨"三线"人物史研究的意义。     

试析“狂欢理论”下《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鬼的假面

《大师与玛格丽特》游走于"现实、魔幻、历史"三重空间,以魔鬼沃兰德一行人物亦真亦幻的降临为纽带,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文明下的莫斯科公民麻木而卑琐的生存状态。小说之经典性在于经一代代的读者推敲解读仍有新意。本文根据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试对小说中魔鬼沃兰德的假面形象与"狂欢化"特征作一探析。     

客家古邑家训文化对“四德”建设的启示

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基本内容的"四德"建设,其之于今天,更加凸显基础性、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重要作用。具有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邑家训,其教化理论和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伦理宝库里的智慧精华,其要旨在于训以育人、养德、治家、担当,是当今实施"四德"建设古为今用和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客家古邑家训内涵"四德"的传承及其生活实践采用了奖惩结合、情法并用、寓家于族、祀学合一、榜样示范等多途径和多形式的草根教育和传播方式,讲好了客家家庭家族的人物故事,形成了一套独具民系特色而行之有效的传统教育体系。其教化之道,无论对当下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构建,抑或是个人美德、职业道德的修成,都具有独到和特殊的教育作用,可以示范。     

王夫之“现量说”与当代民族审美教育

王夫之是我国古典美学时期重要的总结人物,其美学理论十分丰富,尤其是其现量说中含有的"当下性""直感性""整体性"三种含义,与我国当代民族审美教育有很多契合点,对当代审美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了王夫之"现量说"的美学内涵,以及"现量说"与当代民族审美教育的关系。     

郁达夫、巴金笔下“多余人”文化性格比较

五四新思潮促进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发现了"人";俄罗斯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促使"多余人"这一人物形象的产生。由于作家人生际遇和生活经验的不同,因此郁达夫常年漂泊,其笔下的人物具有"自传性"色彩,是典型的"漂泊的流浪者",而巴金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作品主人公更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在新思潮的洗礼之下,使得"长子玄孙"成为怯弱的"多余人"。同为软弱的"多余人",两者却存在实质性的不同。     

征经入稗：论李渔拟话本小说“征经”之功用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十二楼》和《无声戏》中引用大量的儒家经典,对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小说叙事而言,引经据典能够凸显小说的核心矛盾,调节叙事语气;对于人物塑造而言,儒家经典可以为小说人物的命名提供参考,也可以润色人物语言,烘托人物形象。     

“有我在而无我执”——钱锺书诗歌与“心”意象

钱锺书诗歌大量使用"心"意象,它们大致从四个方面寄寓了诗人对于"心"的文化理解。一,"体":"心外无物"与"吾心即宇宙";二,"知":"致知造艺,以至于天人感会,无不须施此心"——悟;三,"情":"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四,"意":"本诸欲,信理之心始坚;依夫理,偿欲之心得放"。钱锺书的认识是基于对中国"心学"与西方"心理学"的融合贯通。从中寓含着借助"明"心"见"性以立人(自立),最终实现"有我在而无我执"的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的由来又与钱锺书对中外诗学中的相关见解密不可分,因而钱锺书是在践行由"艺"、由"学"而"人"或"艺"、"学"与"人"并行的人文建设路径,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印痕。     

从电视剧人物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看“新儒家文化”的传播——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电视剧中的人物角色为例

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是媒介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整合的产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愈加丰富,且通过电视剧可以看到"新儒家文化"对剧中人物角色形象塑造的重要影响。"新儒家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相比,具有"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兼容并蓄、合作双赢"内涵特质。本文主要分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热播电视剧中主角形象塑造所展现的"新儒家文化"特征及"新儒家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