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规模、代数构成及空间分布

科举家族通常是指在以首位考取举人功名者为起点的直系五代亲属及其同父兄弟中,至少出现举人、进士各一名或三名举人的家族。明代福建符合以上条件的家族673个,共拥有进士960名、举人1091名,分别约占明代福建进士、举人总数的41.6%、18.4%。其中,具有两代科举功名的家族占到总数的56.7%,足见科举家族的赓续并非易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福建科举保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此外,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空间分布虽很广泛,但又相当不平衡,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这与其所具有的科举实力大致相当,不过也有个别科举家族的规模、具有科举功名的代数远超其所处地区科举发展的整体水平。     

科举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及其内涵

平民教育与私人兴学,其倡议始于孔子,他树立了"布衣可以为卿相"的典范,自古中国重视士人的人文教育,注重其素质、品格、操守、信念与理想的培育。平民教育之发达,主要是藉由考试制度的建立,最早始于隋朝的"科举",考选秀才与进士为官之制,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阶级,以考试产生了"士大夫"阶层社会。"科举"即是一种考试选才的制度,考试前需要接受教育,选才使穷苦的平民可以翻身,若想打破分封、世袭的传统阶级社会,其唯一的途径即是参加考试,所以"科举制"也是一种"考试制度","科举学"也是一种"考试学",而科举考试最主要的目的是"选才",其本质即是"教育",教育不仅是实践人生理想的目的,也是一种实践理想的工具或手段。考试与教育促生了选才的功能,同时实现并保障了"科举"的价值与理想。于此,研究"科举学"成为很有意义的一门学术。     

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

明代军籍进士之多仅次于民籍进士,总数至少6506人,占统计进士总数的29.34%,比明代军籍占明代户籍总数的比例高出9.34个百分点,显示出军户比其他人户在科举竞争中付出了更为艰辛的努力。其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及在进士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一个加宽的"几"字型曲线,在反映自身变化特点的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明代军户的生活境遇、社会地位、在籍状况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迁。其空间分布也表现出与明代进士总体空间分布迥然不同的特点,即军籍进士最多的地区不是南方,而是北方,这与永乐后北直隶成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有着直接关系;云贵地区的军籍进士则成为当地进士的主体,辽东进士几乎全部为军籍进士。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

自上世纪初,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明代科举研究获得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研究趋势的国际化、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全而化及多样化,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细化和深化等方面;尤其是在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及社会流动、科举与社会、科举考试与八股文、考试规模与录取率、科举社会群体、进士观政与庶吉士制度、科举特点及其评价、科举文献等诸多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视野宽阔、立论扎实而富有创见的成果;科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也取得喜人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有些研究领域仍为空白或处于薄弱状态,甚至在不少似乎已有深入研究的领域还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乃至讹误流传的情况。因此,明代科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需要不断扩大研究的广度和进行认识创新,同时又需要切实加强对基本史实的研究。     

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类姓登科考》

《类姓登科考》,清初盛子邺编辑,是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它不仅简要、系统地记载了明代两万四千多名进士的姓名、户籍和科甲状况;而且对出自同一家族的进士皆详注其亲属关系,对官至高级和重要职位的进士还详载其字、谥、官号。为今人研究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尤其是社会流动状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进士文化与唐诗

唐代重进士科,逐渐形成了进士文化,历来对此多作负面评价。由于科举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化对庶族人士的桎梏,尊进士而重诗赋,受时代精神感召,为社会风气鼓舞,诗人焕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对诗歌影响极大。诗人关注社会、人生,改变了六朝的迂诞浮华、“不涉世务”,恢复和发展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建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激发出蓬勃振奋的精神,树立起健康的心态和足够的自信心,使诗歌具有刚健的生命力和雄阔的气象。进士文化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观,虽“露才扬己”、“轻薄无行”,却德消而情长,仅唐诗抒写的怨情与爱情而言,都真切动人,影响后来之文学至巨。     

李慈铭:一生“四庚”越缦堂

正"越缦老人"李慈铭,自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起,几乎每隔"一庚"(10年)都有幸在求取科举功名的攀登中晋上一阶,直至"四庚"(40年),乃由秀才逐阶晋为进士,几乎耗费毕生精力。此即其一方仕履闲章所自嘲云:"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即贡生),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四句话,四十年,冷丁看去,似乎是十年一晋,平淡无奇。大谬矣。事实是,有"越中俊才"之誉的李慈铭自幼禀赋优异,十多岁时即工诗韵,即可与成人赋诗酬唱,文名享誉乡里深受汉     

论律赋的文体特征

律赋讲求声律,与"古赋"相对。它源于六朝骈赋,形成于唐代,并因"科举试赋"的制度而盛行于唐、宋、清三朝。律赋在韵律、平仄、句法、结构等方面,都有其特殊要求,因而带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但各时代的律赋在程式上也不尽相同。律赋因科举而兴,科举以律赋为用,律赋对后来八股文的形式和作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谈《杂抄》书目对当时科举考试的迎合

敦煌写本《杂抄》内有"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一条,这部分内容包含二十余种书籍,在形式上看其应为一个简单的阅读书目。而通过《杂抄》自身的性质以及书目所录书与书之间的联系,加上当时科举应试风气的影响,推测其为当时具有推荐性的学习书目。联系科举考试制度及内容,探索书目编纂人的编目意图,可以看出其所列书目内容对当时科举考试的迎合。本文以其对科举考试的迎合作为连接点,将书目内容与科举应试学习联系,以此窥探科举士子们当时科举应试学习的情况。     

进士村和无骨神灯

浙江省瑞安市离城18公里之西的曹村有"中华进士第一村"之称。笔者年初去曹村参观灯会并考察文化活动,方知其82位进士和无骨神灯所营造的文化积淀深厚,"深谷藏幽兰"的     

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一　简单的回顾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对历史人才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时,就以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抽象的科举中式人数为取样对象。前者如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以《二十四史》列传人物的籍贯为主要对象。后者如张耀翔的《中国人才产生地》2,以清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为研究核心。此后数十年,除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棣等的若干研究外,有分量的历史人才地理分布及变迁的文章不多见。70年代末以来,历史人才地理分布的研究再掀高潮。然这一时期的探讨仍以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抽象的进士人数为两大素材。典型的如陈正祥的《中国文化中心的迁…     

人间百态唯美食不可辜负

美容强身的特色"虫子宴" 美味莫过于山珍海味,在日照五莲,来自山野里的昆虫可谓他们的"山珍".很多虫子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味道香,还能美容强身、补充能量,所以不管男女老少,吃虫子成了五莲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来到这里,一桌"虫子宴"可以让你大饱口福.     

科举资格限制下的中举之人

科举虽然规定了士子投牒自进,自由报考,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不过,即使是有规定限制,在具体操作中还是存在一些本来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士子也破格加入到了科考的行列。这种制度与现实的错位使得科举在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平等色彩,从而也彰显了古代推崇才学的观念。     

如何看待科举制

引言科举制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     

科举政治文化刍议

封建士人在参与科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科举制、科举过程的主观取向,从而形成了科举政治文化。本文主要探讨科举政治文化的含义、特点、功能等内容。科举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它就会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封建士人的科举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科举学的特点

科举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进行多学科的、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比较的科举研究,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创意。本文从科举学的重要性、广博性和现实性入手,详细分析了科举学的诸多特点。     

科举存废的理性思考

长久以来,我们对科举制的评价以负面居多,似乎一提到科举就与封建糟粕相联系,这种错误的经验判断是建立在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只有深入研究科举,才能还原科举的本来面目,只有理性地思考科举,才能发现它一直以来就存有的正面形象。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述论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学界进士群体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众多学者根据该书所载明清进士的籍贯进行分省、分地区统计,以期发现古代人才的地理分布规律。但是,该书进士籍贯的刊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统计结果的准确性。这些刊误,主要表现为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和省内籍贯刊误两大类,它们有些是延续自《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有些则是其在编纂过程中新产生的。     

博饼之路:从兵营游戏到民间风俗

博饼最早见于康熙《台湾府志》,原本是清代台湾"班兵"制度的产物,但到清末却演变成厦门及其周围地区一种过中秋节所特有的民间风俗。博饼之所以能冲出兵营走进民间,得益于博饼中包含的科举名称,以及博饼必有宴席和参与必定有奖规则,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闽南柁工和台湾乡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甲午战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大量的守台将士、官员和民众撤回大陆,在造成台湾博饼负面影响的同时,反而推动了厦门博饼的发展。     

南宋太学“乾淳体”新探

与绍兴科场弥漫谄谀之风和理宗之后专擅性理之学不同,孝宗乾道、淳熙年间随着政治环境、社会思潮的变化,科举论策表现出淳厚、雅正的文风。周密《癸辛杂识》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乾淳体就是对这一时期科场时文风尚的综合性表述,其内涵包括道学家和浙东事功学派的创作。两者都是对绍兴科场谄谀之风的反拨,只是侧重不同。道学家文重义理、轻文法,同时又试图援义理入科举程文;永嘉学者重事功、求实效,所作时文斟酌篇章,讲求修辞,形成独具特点的永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