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中的人文精神

晚明小品代表了明代中叶崛起的人本主义思潮。其突出表现是个性解放和对自由的追求。晚明小品突破传统散文“微言大义”模式 ,把主题引向人的日常生活 ,注重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晚明小品为后来的文学变革注入了本土文化的基因 ,成为近代以后个性解放思潮的先驱。     

论周作人对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的现代发现

20世纪30年代,晚明性灵文学思想能够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是得益于周作人的发现与倡导。在思想自身与个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循着现代新散文与明末性灵小品具有近似性这一可靠依据,经过漫长的文学阅读与较为系统的理论思考,周作人提出明末的性灵文学运动和现代的新文学运动在文学主张与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都属于文学回归"言志"的性质。由此而来,周作人从晚明性灵文学思想中解读出具有现代气息的反礼教反压抑反载道的文化反抗动机,以及契合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讲个性、求真实和重趣味的审美倾向。     

晚明民间“齐天”意识折射出的天人思想

“齐天”意识作为市民平等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与明末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相呼应，并对传统天人观念产生一定冲击，在晚明整个经济社会的变革和风起云涌的解放思潮中，显示出人在宇宙中位置提升、天人关系模式内部结构改变之意义。     

论晚明曲学“双美说”

面对汤显祖与沈琛不同的戏曲审美取向,晚明曲论者通常将二人并列对照,进而得出“矩蠖”“才情”“合之双美”的理论理想,但在潜而微的感性价值追求上,这一审美主张的内涵又不可抑制地有所偏向、转换。“双美说”的理论表述方式及其审美内涵,不仅强化了“汤沈之争”的争论假象,也决定了其自身的理论品性及意义。     

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及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对天主教进行了儒学化的包装,这为士大夫最终接纳“天学”扫清了障碍。急于挽救晚明危局的士大夫视“天学”为济世良方,对“天学”的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推动成为“天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动力,对“天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易代以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士大夫阶层对“天学”的热情逐渐消退,“天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亦日渐式微。     

浅析晚明非君思潮的原因

晚明是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点的社会.晚明时期,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出一系列异己因素: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松动;思想上,传统理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受到心学、实学的冲击.这一系列异己因素逐渐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从而不断侵蚀封建伦理观的统治.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即对伦理信仰的最高原则——“忠君信条”的怀疑、动摇和抨击,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成为一股社会性的非君思潮.     

对五四时期从"人"的发现到"人"的失落的反思

在“五四”对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兼容并蓄中 ,个人主义是当时统帅形形色色新思潮的总观念 ,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 ,个性论者的人生圭臬。它唤醒了人们沉睡的个性意识 ,使人们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人”的发现犹如石破天惊 ,震撼着“五四”知识分子们的心灵 ,他们尽情地表现自我形象 ,抒发自我情愫 ,表达自我要求。这种无拘无束地“表现自我”使五四文学显示出独具一格 ,与众不同的特质与异彩 ,也使得“五四”成为人的自觉的时代。然而 ,像昙花一现般短暂 ,个人主义如流星一般 ,眩目而壮美的划过长空后便立即黯淡下去 ,甚至成为了人们批判的对象。个人主义的倡导 ,自我表现这个五四文学思潮中最有分量 ,最值得骄傲的成果恰恰成为了众矢之的。为何个人主义在中国会如此迅速地从兴盛走向淡化 ,这无疑是由中国诸多社会、人文因素造成的     

论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

: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 ,社会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然而 ,学术界的关注极为有限。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典型范例。以泰州学派及其后学为主干的晚明“异端”思想家们 ,建构了一个反传统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化潜质 ,切合长期囿于思想禁锢的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 ,极易为社会大众认同、接受。与此同时 ,泰州学派及其后学进行着广泛的社会活动 ,无不亲身向社会传播其独特的思想观念 ,并通过其个人的人格魅力 ,通过对于文艺思潮的影响 ,通过对于商人、士大夫等的感召 ,影响晚明大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影响整个晚明社会。在晚明 ,哲学引领社会生活得到了充分的演示     

从凌濛初“二拍”看晚明士人群像

《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明末凌濛初编纂的拟话本短篇小说集。"二拍"刻画的士人形象十分突出,是晚明士人在小说中的投影。小说中构建的士人多容貌英俊,人品端方但又不缺乏精明、圆滑,他们的治生方式、婚姻观与对于科举的态度都具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特征。从小说中塑造的士人群体,可以管窥晚明传统规范受到冲击,新的秩序缓慢产生的社会图景。     

晚明以“俗”为“雅”之审美趣尚

晚明时期,文艺美学活动的以"俗"化"雅",甚至以"俗"为"雅",是对个性解放潮流的响应和推动。其时,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小商品生产者明显分化,资本主义萌芽初步产生的时代,以"俗"为"雅",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新兴阶层思想的微弱反映。泰州学派王艮所提倡的"日用百姓之道",封建"异端"李贽所宣扬的"人必有私""因材""并育",无不是对新兴阶层的支持,对个性自由发展的尊重。这种争取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体现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则鲜明地表现为雅俗审美诉求的转化与互补,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美学精神,感应到时代的律动。     

论晚明传记文的世俗化倾向

在晚明小品高潮中，出现了大量的传记作品。这类传记作品的兴盛，有其文学内部的原因。首先，它继承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其次，随着晚明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潮的变化，这些传记作品中又出现了新的因素。晚明传记文在内容选择和艺术追求上都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在内容上，传主多为普通人物，多记传主的日常琐事；在艺术上则体现出适合市民需要的审美趣味。两者的结合，使晚明传记具有全新的艺术品格，折射出晚明的社会文化内涵。     

晚明思潮下汤显祖的戏曲观

情与真是汤显祖戏曲观的核心内容。情对于礼而言,强调人的情感空间和自然欲求,这与王阳明心学在晚明的兴起相吻合;真就是要表达真情实感,这与晚明李贽、公安派的思想口号相一致。而这核心内容反映在具体戏曲创作上,就是写真情,塑真人。     

晚明“三案”与明廷皇权之争

本通过对晚明“三案”经过的分析，认为“三案”的发生与明代朝廷的皇权之争有着直接的关系：“三案”是皇族内部争夺皇权的表现，又是争夺皇权的结果。     

“形”的解放与“神”的解放－－略论魏晋和晚明“人的觉醒”在艺术上的表现

“形”与“神”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一对重要而又有极有特色的范畴。形神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渗透。作认为，魏晋时代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其“内在人格觉醒与追求”以及弘扬人的自我精神的社会艺思潮，使得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突破了汉代“惟贵象形，用以写图”创作思想的束缚，注重亥画表现对象内在“神”之形，艺作品的“形”较前代而言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明后期封建纲常名教礼义大大削弱，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涌起，推动了艺领域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艺术表现中“神”的解放，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的问世，标志着形神理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神”，尤其是表现创作主体精神意趣的“我神”，作为独立于“形”又高于“形”的力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这时的艺作品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有我之境”。     

晚明狂禅思潮的治世思想和文学

历来被认为是败坏人心、社会风俗的晚明狂禅派,其思想也是一种经世思想,希望人人都能有一个仁义的心体,用这种仁义的心体治国治世,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挽救社会风气的堕落。这种经世思想也被他们用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欲”,并不是无节制的情欲,而是在仁义的心体的前提下的情欲。     

从“三言“看晚明世情小说的情和欲

晚明社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商人一时成为社会的新宠。这时的小说理念和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作品大胆地表现平民大众被压抑的情感欲求 ,使小说人物与生活更加接近 ,写出了人性的闪光与丑陋 ,从而打下了新时代的深深印记     

昙阳子“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像

晚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之女王焘贞自称灵异,号为＂昙阳子＂,并将择期＂升化＂。昙阳子＂升化＂为当时轰动东南一带的一个宗教性狂热事件,其父王锡爵与同里的王世贞并因此事受到纠劾。而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与二王有交游来往的知名文人学士,他们为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有个人信仰、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失落后的宗教想像。     

从戚继光的文化交游看晚明文化视域下的“武臣好文”现象

本文以戚继光的文化交游活动为视角,对戚继光的文化身份进行了解读,并藉此对晚明时期“武臣好文”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戚继光的文化交游活动是晚明社会“武臣好文”现象的典型代表,为晚明社会的多元文化增加了新的内涵。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晚明“前三史”笺注探析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学者研习《史》《汉》之风兴起,主要着眼于《史》、《汉》的笔法、文采。而晚明学人则开始注释、考订《史记》、《汉书》、《后汉书》,有的是刊正汉史文本的注家诠释,有的是诠释汉史著中的生僻字词,有的是改写前人注释,以为词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