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百戏的演出与禁毁

百戏是中国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它起源于先秦,兴盛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非常繁荣,且内容更加丰富,种类更多.此时期的百戏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新特点.但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始终伴随着禁毁的声音,究其原因,不外是为政者遵循儒家礼乐制度的思维惯性,对人主在上的规诚和对宫廷奢侈佚乐的谏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民间的百戏伎艺演出,魏晋南北朝的百戏在夹缝中顽强地生长,最终带来了隋唐时期百戏的大发展.     

辽金元百戏的演出与禁毁

百戏是中国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它起源于先秦,兴盛于两汉和隋唐,之后仍传演不衰,到辽金元时期,虽然是异族统治,但百戏艺术仍然比较繁荣.辽金元的乐制都是在逐渐吸收汉族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也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百戏演出在统治者的宽纵和好尚的影响下蓬勃发展,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特点.此时期国家之间的对峙与更迭并没有妨碍各国散乐百戏演出的繁荣以及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反却促进了百戏技艺的发展和成熟.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始终伴随着禁毁的声音.元代的散乐百戏多被官方看作"诡怪百出,惊俗骇观,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以滔堙心耳,归于淫荡"的惑乱行为,被禁断的百戏种类也达到十数种.     

从“俳优小说”看“说话”伎艺的初步形成

在汉代以前优人的“优笑”表演中,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要素用口语说故事,已经有所表现。由汉至隋,俳优表演中“说”的特征被日渐放大,与口头小说合流,在以娱乐为主的同时又增强了故事性,成为俳优伎艺中的一个独立表演项目“俳优小说”。俳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特征,是唐前“说话”伎艺初步形成的标志。     

元杂剧中的“杂伎”

宋金杂剧经常是与其他百戏伎艺同台相间演出的，元杂剧则从戏剧整体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在演出过程中却杂入了诸种伎艺，又有类似于宋金杂剧之处。     

论魏晋至五代各类伎艺的发展与传播的新变——中国古代戏曲传播史论之十一

魏晋至五代这一历史时段,是古代戏曲发展的重要时期.多民族的融合与伎艺生成环境的新变,促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伴随艺术观念更新的,则是伎艺的自身完善.首先,"乐"之伦理功能的绝对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游移于儒家诗教,接受者内在心理的审美需求开始得到重视,歌舞伎艺由"治之隆替--歌之悲欢"的直线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娱乐功能得到释放.其次,对歌舞声情的理性认识有所深化,对不同歌曲所表达内容的差异以及音乐不同声调功能的认识更为系统化.总之,该时段各类伎艺大体上呈现出竞相争雄又相互融合的局面,而其中的传播也酝酿出新的变化.     

辽教坊与演剧

辽教坊组织设四部,其职司主要是在宫廷有重大节日庆典时进行包括杂剧在内的散乐演出。辽教坊散乐的表演与中原地区传统伎艺相类,同时又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教坊杂剧演出内容风格与宋教坊演出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园地域相近而相互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篆刻

篆刻与书法一样，是我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在古代主要用作凭证和行使职权的工具。在源远流长的篆刻发展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在秦汉时期，另一次是在明清时期。秦汉时期的篆刻具有博大精深、气象万千的艺术风貌，这种崇高的、近乎完美的艺术境界，成为后人仰望学习、鉴赏赞叹的典范。明清时期，石质印章出现，这一时期名家竞起，     

汉魏西晋北魏时期洛阳的音乐舞蹈百戏

汉魏西晋北魏时期,洛阳作为都城,人文荟萃。当地除了盛行一般的歌舞,还盛行百戏。百戏指杂技、魔术、武术、游戏之类,又称为散乐。这些活动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以及审美愉悦功能。     

敦煌飞天形体姿态的来源

本文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敦煌飞天形体姿态来自百戏杂技、乐伎舞蹈、武术体育、猛兽飞禽的观点，列举大量实例进一步地论证探讨。     

论“名属教坊”的释义及琵琶女的身份

"名属教坊"的释义,是判断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真实身份绕不开的坎。中晚唐时期,教坊乐伎的情况复杂,教坊规模变动导致的人员聚散,演出的商业化,以及从青楼、家庭、军营与地方州县等地选拔乐人或兼职乐人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教坊的管理。因此,"名属教坊"并不能作为判断琵琶女身份的唯一标准。结合"籍属教坊"、虾蟆陵、市井乐伎等背景,从《〈琵琶行〉并序》全文内容着眼综合分析,琵琶女青楼乐伎的身份有充足的理由,其挂名教坊应更接近于事实。     

论汉代伎乐舞蹈

在古代舞蹈艺术和舞蹈文化的发展史上，汉代舞蹈为后世舞蹈的艺术风格、审美传统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从汉代伎乐舞蹈的经济文化背景、乐舞伎的渊源流变、伎乐舞蹈的高度综合性特征，以及它们在南阳汉画像砖上的表现等方面探讨了汉代伎乐舞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刚中有柔、柔中有刚，阴阳协调的美感和高度综合性、技巧性的特征。     

日本古典乐舞戏中的大唐文化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国家，自古以来就与地大物博的中国有着亲密无间的文化交流关系，尤其是在泱泱大良时期，借助于“海上丝绸之路”，华夏中原与西域丰富多彩的散乐，百戏，杂剧漂洋过海东渐古代日本，有力地促进了此岛国能乐，狂言,歌舞会，木偶剧，假面剧等古典乐舞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变文就是唐代的神魔小说

变文是唐代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它已经具备了成熟小说的特征，是唐代与文言小说并行的通俗小说。佛教变文来源于佛经故事，题材与内容都是讲神魔之争，它的基本特征是神变、斗法。佛教变文创造了一个人神混合的世界。形式上，佛教变文散韵结合，善于铺陈，这些写作手法被明代神魔小说所直接继承。所以，佛教变文就是唐代的神魔小说。     

音乐学视域下看唐诗中的乐伎

唐朝盛世,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在这一强盛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唐代歌舞音乐艺术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乐伎作为音乐文化的表演载体,为唐代歌舞音乐艺术的传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活跃于社会的各个文化空间,负载着多种历史信息,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诗则是唐代的重要文学体裁之一,在唐朝空前繁荣,诗中不乏描写唐朝乐伎的内容。本文从音乐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诗词中描写唐代乐伎的部分,探究唐代乐伎的歌舞生活。     

试论元剧的繁荣

我国古代戏剧的形成,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萌芽和发展成熟的时期。大约在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前半世纪,也就是我国宋、金时代,从秦、汉以来的巫、优孟、百戏、角抵戏、代面、踏摇娘、参军戏等表演伎艺和不成熟的戏剧表演,逐渐形成了有四五个固定角色表演故事的杂剧和院本,还有流行在浙江温州一带的戏文。虽然,除戏文《张     

“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简评《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

<正>新世纪以来,陕西学者抢抓时代机遇,适时提出"长安学"概念,依托周秦汉隋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如今在"一带一路"学术界颇具影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穆渭生教授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张维慎研究员历经八年著述的《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在2016年9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刊行。乐舞在唐玄宗时期集历代之大成,其内容规模之宏大,管理系统之完备为各朝所不及。     

唐诗中的乐伎形象

乐伎在唐代是一个颇具规模且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唐代诗人大多创作有与乐伎有关的诗。唐代诗人笔下的乐伎形象分为作为被同情者出现的形象,笃情守义、追求自由者的形象和作为抒情载体出现的乐伎形象。     

清逸萧淡以我观物——从黄公望代表作品看元代山水绘画风格

元代是我国传统绘画发展史上的一个变革期,是将诗书画印在作品中结合较为成熟的时代,它的代表画家和画风对明清的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元代著名画家及作品的介绍、剖析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明清时期的画作和风格的形成。而"元四家"特别是黄公望绘画风格尤其具有代表性。     

敦煌莫高窟中天宫伎乐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天宫伎乐是佛教艺术的产物,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中几乎都有这个题材,最早出现在北凉时期第272窟窟顶叠涩式藻井的四周,许多天人置身于天宫的圆券门内奏乐歌舞,称为天宫伎乐.分析敦煌壁画中这一形式的各个时期的特征.     

论宋人小说伎艺的题材选择和加工

文言笔记小说和杂著是宋代话本小说题材的主要来源。题材的选择和加工由小说伎艺人承担,宋代的书会才人是否参与了话本的创作很值得怀疑。小说伎艺人既是话本的加工者又是演出者,一方面使得小说伎艺反映生活迅速、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又阻滞了小说伎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