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述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拥有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一问题的解决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要求赔偿的态度强硬;2.五十年代,日本迫使台湾当局放弃赔偿;3.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大义放弃赔偿要求.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前前后后

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中国以德报怨,自动放弃日本因侵略战争而理应负担的赔款,无疑是浓抹重彩的一笔。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对这一事实的全过程进行了考察。     

德日的战争赔偿与战争反省

德国和日本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国家,有义务给造成巨大损失和灾难的被侵略国提供战争赔偿。但德、日两国由于一系列国际和国内的原因,在战争赔偿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导致两国政府及国民对战争的反省和认识出现了重大差异     

刍议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在近代世界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了解当时的背景,理解中国政府当时决策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历史事件性质的正确把握。本文回顾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史实,分析其性质和意义。文章认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表现了中国政府的战略远见和泱泱大国的高尚风度,有利于世界局势的和平发展。     

试析巴黎和会上美国关于德国的战争赔偿政策

德国战争赔偿问题是巴黎和会上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美国与英法等国矛盾最突出的问题。美国关于德国战争赔偿的政策是给予德国一定的惩罚但与战争罪责无关,限定赔偿范围,以德国赔偿能力确定赔偿的数额和期限。但在英法的压力下,巴黎和会上美国的赔偿政策遭到挫败。     

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的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变化大小动作不断,对中日的安全关系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为此,分析日本国的安全理念的形成和安全战略的构建和演变,并据此找到适当的应对措施来指导我国的对日外交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中日青年交流看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意义

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中国在亚洲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中日关系的亲疏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的稳定。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交流历史、现状的介绍以及青少年交流带给我们的启示,来揭示民间外交对于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     

日本"神国思想"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

元明时代是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仅是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也是中日外交模式的承上启下期。忽必烈多次遣使招谕甚至付诸于武力，都未能促使日本臣服，元代中日之间不交而终。有明一代，因“倭寇”和“勘合贸易”的交织始终，使得中日之间的交涉艰难而复杂；明末因丰臣秀吉的两次侵略朝鲜，中日关系趋于恶化。元明时期这种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与日本“神国思想”存在内在联系。“神国思想”理论内涵的演变，直接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就日本而言，由初期的“外交辞令式”逐渐演变成为后来侵略之理论工具。     

关于西方外交决策理论与模式的思考

外交决策理论是对具体外交政策如何实际运作所做出的理论概括与总结,是开展外交决策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与理论依托。西方作为外交决策理论的发源地,在该领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导向性效能。系统梳理西方外交决策理论和模式的学术发展史,分析经典外交决策理论及其模式的理论假设、核心内涵及解释效力,展望外交决策理论的新进展及新趋势,有助于对深化我国的外交决策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外交决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决定各理论模式各有优缺,每种理论只能部分地体现或解释外交决策的某个侧面,开展全面而客观的外交决策研究,亟须根据研究的具体问题,综合运用诸种理论模式的优长,进行富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深度阐释。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

中国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国,日本应对其所造成损害给予相应的赔偿,但日本却没有履行责任。本文论述了战争赔偿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又指出了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受害赔偿及要求受害赔偿的意义。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策过程

日本无条件投降决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导致其一再错过主动投降求和的主要原因，是一直对回避战败地位、逃避战后处罚和延续固有统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败退，骄横狂妄的日本统治层也不得不朝着投降议和方向在运作。原子弹的袭击为日本提供了“天佑良机”：它不只是给军部强硬派的继战意志带来毁灭性打击，扫清了最后障碍，而且转移了民众追究战败政治责任的视线，回避了国内革命运动兴起，并进而实现了对天皇形象的重新塑造。日本决策者普遍认为，其投降是以美国默认天皇制继续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再联系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如愿采用，很难说日本的投降是无条件的。     

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内涵、功能与构建

新中国70多年外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科学、先进、正确的外交价值观作引领。以和平为基石,以独立为原则,以正义为本位,以负责为品质,以为民为宗旨,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确保合理的外交愿景、正确的外交决策、科学的外交方略、有力的外交执行、广泛的外交支持,是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的主要功能。在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先进的社会制度、优秀的文化滋养以及卓越的领导艺术。     

近代中日关系演变与徐兆玮的日本观

近代以降,中日两国交流、对抗日益频繁,尤其是国力对比发生逆转,国人的日本观不断演变。江南士绅徐兆玮生活的时代恰值近代中日关系巨变时期,在其横跨近半个世纪的日记中,留下了有关日本的大量文字,为考察其日本观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甲午战败,使徐兆玮等一代人日渐警觉,并反思日本成功之道以寻求应对之策。随着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加之清末新政的推动,向日本学习的呼声日益高涨,徐兆玮前往日本留学,在比较中接受先进文明陶染。此后,日本侵华野心不断凸显,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江南的种种暴行亦见诸于徐兆玮的笔下。其个人生命史中日本观的演变,亦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缩影。     

论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的亚太经济政策

二战期间,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日本引向不归路,惨败的日本战后在保守派首相吉田茂的率领下,自主选择了“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战略,在亚太经济政策上主张:追随和依靠美国,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复兴日本经济;以“战争赔偿”重新进入东南亚市场;服从美国冷战战略,对中国实行“政经分离”原则,维持以贸易为主的事实上的关系。吉田茂的亚太经济政策为日本经济在战后十年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但过分依赖美国,使日本不得不面对“半独立”、“半媾和”等日美关系问题,也延缓了对苏、中、东南亚政策问题解决的步伐。     

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党成立后到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领导集体的核心，使中国革命多次遭受挫折。毛泽东以他的个人才能、品德修养、理论建树和他在中国革命中创造的业绩成了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核心地位初步形成的标志。此后经过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在组织上取得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在思想上取得了与王明教条主义斗争的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趋于巩固。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为标志，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完全确立。毛泽东居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地位长达４１年之久，集中了全党意志，加强了党的团结，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策过程

日本无条件投降决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导致其一再错过主动投降求和的主要原因,是一直对回避战败地位、逃避战后处罚和延续固有统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败退,骄横狂妄的日本统治层也不得不朝着投降议和方向在运作.原子弹的袭击为日本提供了“天佑良机”它不只是给军部强硬派的继战意志带来毁灭性打击，扫清了最后障碍，而且转移了民众追究战败政治责任的视线，回避了国内革命运动兴起，并进而实现了对天皇形象的重新塑造.     

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

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又通过"支前"等实实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此乃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民众的一般实态,只是在日本妇女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战时日本妇女对侵略战争的盲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鼓励儿子或丈夫参军参战,为侵略战争提供充足的兵员;(2)踊跃参加后方"支前"工作,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3)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心理驱动,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媒体的错误诱导和政府的高压统制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在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如实指出这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之事实并剖析隐藏在这一行动背后的动力因素,对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重新认识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民主觉醒

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后方民营企业家开始民主觉醒的重要阶段。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民主觉醒，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理论和政策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大后方民营企业家在严重的生存危机下的合乎逻辑的选择。     

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一.在发展中日关系的实践中,周恩来总理创造性地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从开辟民间贸易渠道入手,带动和促进官方关系的建立,并随着世界潮流和日本政局的变化,紧紧把握历史机遇,采取一系列明智之举,强有力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决策不容篡改——兼谈"十二五"时期竞争行业国企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重大决策之一是国企布局"有进有退","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优胜劣汰".3年来,由著名公众人物和主流媒体联合出面,说中共十五大决定"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和"国退民进战略"的异常现象层出不穷.国企改革发展面临"问题舆情".2011年即"十二五"伊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又连续发表文章和谈话,继续歪曲中共中央的国企改革决策.这种误导在客观效果和逻辑上有利于私有化,继续增强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力,加剧两极分化,体现的是"普世价值".并且,在这里吴敬琏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自相矛盾.他说过,中共十五大报告决定"国家只需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但是难道他真的不明白,这里面就包括了竟争性领域的一些重要国企?孔子曰:"'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竞争、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紧迫."十二五"时期以竞争性领域为主展开的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已经对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即进一步要求国企凭借技术等优势做优做大做强.这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关于竞争领域国企发展的决策.中共中央国企改革重要决策不容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