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8年-1855年黄河南泛对虞城县城市形态的影响

运用史料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1128年-1855年黄河南泛对虞城县城址变迁、特殊地貌、防洪系统的修筑及水域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530年黄河决口淹没虞城县旧城,1531年城址由南向北迁入新城（今利民镇）,原城址成为如今的李庄故址,1954年县治又迁至马牧集;黄河南泛促进了河堤、护城堤、城墙等防洪系统的修筑;现今虞城县的水域格局及特殊地貌也是黄河泛滥的痕迹,可见黄河南泛对虞城县城市形态影响深远。     

1128—1855年黄河南泛对杞县城市形态的影响

运用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1128—1855年黄河南泛对杞县的城址变迁与固定、防洪系统的修筑以及境域水域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元初黄河于杞县形成三条叉道,直接导致杞县城址的变迁,元末黄河北徙又导致城址回迁;黄河南泛直接促成杞县防洪系统的修筑与完善,重塑了境域水系与湖泊的分布。黄河南泛对杞县的影响深远,是研究历史时期黄河与豫东地区城市关系的典型案例。     

黄河变迁对夏邑县城市形态的影响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实地勘察分析,探讨黄河变迁对夏邑县的城池建设、城市防洪设施、城址变迁及境内河流水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298年夏邑始受黄河灾害影响,黄河在境内决溢17次,其中1309年、1655年、1722年三次河决而城陷;黄河南泛促成了河堤、护城堤、城墙等防洪系统的修筑与完善;现今夏邑县典型的＂环城湖＂天龙湖,是黄河泛滥的产物。夏邑城市形态受黄河影响深远,是研究黄泛古城城市形态的典型案例。     

黄河水患与历代睢县城址的变迁

明清以来黄河频繁决溢。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得许多城市的地址不得不做迁移。本文利用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睢州古城、旧城与新城的变迁作了系统考察,分析了黄河水患对雎县城址的选择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商丘古城城址变迁及原因探析

商丘古城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古城外形独特,整体格局保存完好.1986年,它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古城周围探出了东周宋国城址和睢阳城址.如今,黄河远离商丘北流入海,对商丘影响甚微.然而,历史时期黄河的迁徙改道,使商丘地貌景观的变迁甚为可观.也正是黄河的变迁,导致了商丘古城城址的变迁.     

中原地区夏商城市的分布特征与选址的地理考量

中原地区是夏商城址的主要分布区,目前在该区域已发现14座夏商时代的城址。目前,关于夏商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址本身,对城址所处的地理环境鲜有关注。通过对中原地区夏商城址分布特点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原地区的夏商城址在地理分布上也具有鲜明的特征。城市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城址的选择也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试论元明以降淮北地区水系的变迁——以汝颍沙水系为中心之考察

汝水、颍水是淮河的两大支流,它们从上游到下游都有支流互相贯通。沙河与汝水同出一源,在中游流入颍水,是连通汝颍的重要河流。汝颍沙水系纠葛缠绕,绵延不绝,形成了一个覆盖今豫中、皖西北八个地级市的巨大的网络水系。元明以降,由于受黄河南泛的影响,这一组水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影响所及,不仅本水系流域内生态环境产生了恶变,而且对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元明以降汝颍沙水系变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清脉络,寻找根源,对这一地区乃至整个淮河流域的治理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对策方略。     

豫北四座龙山文化城址性质初探

豫北晋南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产生的重要区域,在豫北集中发现了4座龙山文化城址.通过考古材料来看,4座城址和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文化内部受前者的影响更大;参考文献材料和学者研究,这几座城址和尧舜时代鲧、禹治水区域较为吻合,结合城址的建造方式和聚落情况来看,这4座城址的主要功能应是防洪.     

凤林城址的再调查

2002—2004年,友谊县文物管理所对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林城址再次进行调查,除衬地调查外,还查阅了历史文献,验证了凤林城址是《吉林汇征》文献中记载的"巴如古苏霍通"。通过考古发掘成果和专家的评析,指出:凤林城址是三江平原汉魏时期遗址的核心代表,为黑龙江区域汉魏时期遗址聚落发展的模式,亦为研究土城垣的出现及发展演变提供可研究资料。     

海岱地区史前城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是中国史前城址发现数量较多、分布较为集中的文化区。在生产发展、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此地史前城址普遍构筑了一定规模的防御体系。这些早期城市的防御体系以城自身防御设施为主,城外天然屏障、周边自然资源、相邻聚落拱卫为辅。史前城防体系是筑城技术进步的产物,反过来促进了龙山时代筑城运动和早期城市化、文明化的进程,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御敌自卫的防御效能,对后代城市防御体系的构建产生了较大影响。     

新构造运动在黄河中游河流阶地形成中的作用研究

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是影响河流系统的主要因素。通过对黄河兰州-白银地区段河流阶地的发育与新构造运动关系的研究，证实黄河发育的6级阶地反映了青藏高原隆升过程的6次构造运动。     

从居延E·P·T59·582汉简看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

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的确定为泾河中上游汉代其他城址的进一步确定提供了地理坐标,对于研究汉代城镇的布局以及丝绸之路的走向大有裨益.文章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查阅考古资料、利用居延汉简做出判断,带着问题通过野外实地踏勘,确定了以上三个城址.     

全球定位系统在考古城址调查中的应用

全球定位系统作为新兴技术应用在考古城址调查中,对城址的准确定位和研究城址的布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增加了调查的信息量,而且提高了调查的效率。笔者即以城址调查实践为例,论述全球定位系统在考古城址调查中的具体应用。     

"黄河学"学科构建刍议

“黄河学”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倡议始于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有新的发展,2009年跨入新的阶段。黄河学研究对象应为时空演进中的黄河及其流域和影响区;黄河学二级学科可分为黄河学理论、黄河自然科学学、黄河人文科学学、黄河社会科学学、黄河工程学和黄河综合学。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对“黄河学”研究和创建“黄河学”学科体系做了大量的工作,“黄河学”研究大有可为。     

北魏国都平城和洛阳城的对比研究

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北魏国都平城和洛阳城的城址、佛教寺院、石窟寺、帝陵和贵族官吏墓葬的建造形制等,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对比,清楚地表明两个城址的共性和差异性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加深了对两个北魏国都的城址建设面貌、佛教文化和墓葬文化的认识。同时透过这些可以看出,两座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际化都会的出现,始终是和开明政治家的改革、民族的大融合和接受世界先进文化分不开的。     

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

本文是<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文的续篇,主要依据悬泉里程简的第二栏简文,对汉代张掖郡所属之觻得、氐池、昭武、祁连置以及酒泉郡之表是等城址位置进行了考述.觻得、昭武二县的城址前人已有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准确的里距资料为之增加了新证据;对氐池和表是的城址,本文在驳难前人观点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或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瓜州新发现的几座古城址的调查与考证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发现古瓜沙二州间有一片面积达420平方千米的荒弃的古绿洲,即芦草沟下游绿洲,遂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2013年利用遥感手段学者们又在这片古绿洲上新发现了5座古城废墟等遗迹。本文即对这些新发现的古城址做了调查与考证,以复原其历史面貌。     

宋代惠民县城迁修缘由

宋代,地处黄河下游的惠民县(棣州),因水患灾害严重,再次变迁城址。由于惠民县地处宋辽前沿地带,多次遭受契丹的侵扰,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天灾的频发、商业的受限,进一步激化固有矛盾,导致农民起义频发,面对外患与内忧,统治者为巩固在该区的统治,派遣工部尚书牛保奉诏修筑城池。     

汉长城西端新发现城址与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

斯坦因曾在汉长城最西端终点处发现三座城址,后来再未见著录。笔者结合卫星照片与实地踏勘,发现实际有两座城址,位置与斯坦因所记有一定距离。结合附近烽燧出土的汉简,考证其中一座城址可能是西汉宣帝之后的大煎都侯障治所,即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由此可以对汉长城最西端的防御体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高台研究的成果和意义——推进“高台学”

"敦煌学"诞生于20世纪初,随之又出现了"吐鲁番学",通称为"敦煌吐鲁番学"。该文进一步提出"高台学"的概念,希望能够推进这门新的学问。这篇论文对中日学者关于高台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了综合介绍,指出甘肃省高台县境内的古墓群及其画像砖、壁画、出土简帛、镇墓瓶与古城址,是构筑"高台学"的重要基础。并认为高台县境内的古墓群与古城址很可能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开展高台古墓群与古城址的调查与研究,对于了解河西地区的历史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指出,古代在此建立的建康郡居住着来自中亚的粟特人,这里成为他们前往中原内地的中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