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采铜,厥功甚伟——王鹏运"重拙大"论

王鹏运作为晚清词学大师,于词坛之作气起孱、开疆拓土,是以“重拙大”为理论武器的。由于资料限制,极少有人谈及王鹏运对“重拙大”开山采铜之功。王氏是“重拙大”的发明者。王氏“重拙大”论包括用笔与托旨两方面的内容,即运笔的力量、气概;情感的真质,题材与寓旨之大。“重拙大”的流播影响后世既深且巨。     

论况周颐对王鹏运“重拙大”词学观的改造

王鹏运的“重拙大”词学观有浓厚常州词派诗教气息 ,况周颐改造了王氏的“重拙大”。王氏的“重”指凝重沈著 ,强调气格 ,况氏变凝重沈著为厚重致密 ,坚持了词的阴柔特点。王氏的“拙”指一种自然流露的表现手法 ,又有两个层次 ,从师法自然到妙造自然 ,这为况氏所接受。王氏的“大”指比兴寄托 ,要求寄托邦国大事 ,而不顾及词的抒写个人情感的特点 ,况氏变寄托邦国大事为寄托个人情感与性灵 ,使得寄托说由言志趋向缘情。况氏改造过的“重拙大”可以用来总结传统词学。     

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词学主体性理论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突出了词学主体性意识，他通过“词心”——“词境”以强调创作主体性；“缔构”——“俱化”以强调欣赏主体性；“重、拙、大”以强调批评主体性，使其词学和词论具有鲜明的特色，初步形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词学主体性理论，既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总结，又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启迪，具有了承上启下的意义。     

浅谈《蕙风词话》“词有穆之一境”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提出“词有穆之一境”,这是一种富有生命意识的词境理论,它以“静”为外貌,以“厚、重、大”为血肉,以“真”为“词骨”,是理想化的艺术境地,涌动着生命的意识,颇具传统士大夫之审美倾向和理想色彩,使词境理论达到成熟和完善。     

论唐圭璋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以《唐宋词简释》为中心

"重拙大"是晚清王鹏运、况周颐等人提出的重要词学理论,对现代词坛有着很大的影响。唐圭璋以"重拙大"为标准来选词、论词,并对其内涵作了进一步阐发,以选本的方式体现了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     

论《梦桐词》的“高境”表现

唐圭璋先生将"重拙大"等词学理论自觉运用于词的创作尤其是小令的创作中,其《梦桐词》诸小令景真情挚,成就尤为卓绝,雅婉厚亮之风,淳朴浑化之境,几可与唐五代北宋名作相颉颃。     

《蕙风词话》的艺术辩证法探微

被称为“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所作的《蕙风词话》虽算不上是词话中的佼佼者,但其所包含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却异常丰富。它在心与物、情与景、内容与形式、文艺与生活、借鉴与创新等问题上辩证地论述了曲直、巧拙、大小、厚薄、刚柔、俗雅、淡浓、虚实、方圆、疏密、动静、神、藏露诸多关系,言简意赅,不乏精论。 《蕙风词话》在论述上虽然是片段式的,但其理论却有一定的系统性。这个理论系统是由他所创导的“重拙大”建构的。“重拙大”既是况周颐的创作观和批评观,亦是他作词评词的标准,在具体运用时充满了朴素的艺术辩证法思想,本文逐一对“重拙大”所包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分而述之。 “重拙大”首先标举“重”。所谓重,况周颐释曰:“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第4页。注:以下况周颐引     

《蕙风词话》“真”之探究

况周颐无论填词还是论词,都十分尊崇“真”。他的词论核心“重、拙、大”三原则,虽然意义各异,但又相互依存,密切联系,其交融点都在“真”字上。“真”是况周颐词学主张的理论基石。     

论晚清词学家的词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

晚清词坛，创作繁荣，理论活跃，诞生了陈廷焯、况周颐、王国维等一批著名的词人，产生了《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词学理论名著。他们各自提出了“沉郁顿挫”、“重拙大”、“境界”等鲜明的词学主张，并以之指导词学批评实践，影响深远。     

夏敬观对况周颐“重、拙、大”词学理论的阐释

夏敬观是清末民初词坛上一个不可多得的词学多面手,其在词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蕙风词话诠评>中,对况周颐所提出的词作理论主张作出的深刻的品鉴阐发,尤其对于况周颐<蕙风词话>中"重"、"拙"、"大"理论的阐释,更能凸显出夏敬观在词学理论上的不俗之见.     

重拙大:桂派词学审美基本标准——況周颐词论研究之一

<正> 晚清四大词家王鹏运、況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因王、況皆广西临桂(今桂林)而被称为桂派,以有别于清初浙西词派、清中叶常州词派。王、朱皆主于校(?),況周特重理论。其《蕙风词话》洋洋大观,可视为传统词学的集大成者,于历代词学多所析,于桂派观点多所阐扬,是一部总结性的词学理论专著,值得加以整理、研究。桂派开山应推王鹏运,法席海内,影响余子。王氏论词首揭“重拙大”,况朱等皆为圭臬。况氏《蕙风词话》开篇在两则溯源流词话后,即云:“作词有三要、日重、拙、大。”并在以下条目中对其内涵作了理论上的透视与发明,使之成为桂派论词的标准。     

况周颐"重、拙、大"与王国维的"境界说"词论之比较

"重、拙、大"是晚清著名词人况周颐的理论核心,"境界说"是王国维的美学理论的核心.本文试从词格、词笔、词旨等方面这两种学说进行比较,认为二者许多地方似乎意指相同,但实际上却相去甚远.     

论刘永济对临桂词学的接受

刘永济是二十世纪一位词学理论与词创作兼擅的学者,其成就的获得与其善于取法众家、勤勉多思有关。在词学领域,刘永济可称之为临桂词学的传人,无论在寄托论、贵真情、重襟抱、意辞关系、作词方法等理论主张方面,还是以"重拙大"指导填词实践方面,其对临桂词学的继承都是有迹可循的。     

詹安泰词学风格论述评

无论是从人品论文品还是从文体论风格,风格研究都陷入陈陈相因或肤廓影响的困境。词学家詹安泰的研究论著蕴藏着丰富的风格论资源。詹安泰在其词学论集中提出了融苍质于重拙大的新词境,探讨了一条结合声情、词情从体式、章句、意格、修辞诸方面探究词之风格的研究路径。詹安泰词学风格研究,无论从词学研究还是风格研究而言,对文学研究者都具有...     

常州派理论铺展的逻辑建构

在词派林立、宗尚不同的清代文坛,常州派论词崇尚尊体、意内言外、沉郁、重拙大境界等,理论主张独树一帜。和其它词派相比,常州词派更注重对词学理论的探讨,并善于在词学批评实践中构建、修正、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说,其理论成就超过了前代。     

晚清临桂词派的词学地位及其词坛影响——“临桂词派”的桂学研究之一

以广西临桂词人为主的临桂词派主盟晚清词坛,临桂人王鹏运、况周颐作为词派领袖,标举“重拙大”之旨,建构《蕙风词话》词学理论体系,奠定临桂词派的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基础,形成在晚清词坛上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三足鼎立之势,并对浙派常派不断超越与创新,对词坛产生重要影响,确立其在词学史,尤其是晚清词坛上的地位.     

平和自然 博大清远——试谈张志和《渔歌子》的“境”

张志和《渔歌子》一词,全篇仅二十七字,可谓短矣。可是,此词却是“道尽渔家事”的绝唱。刘熙载称它为“风清千古”。这首词是如何赢得这些美誉的呢?前人之述颇多。本文拟另辟蹊径,从境的角度来略加论述。一诗词之中皆有“境”。“境”又有三:一曰“物境”,二日“情境”,三日“意境”。《渔歌子》二十七字中,有十七字名物:“西塞山”、“白鹭”、“桃花”、“清水”、“鳜鱼”、“箬笠”、“蓑衣”、“风”、“雨”。物象达九种之多。可见物在此词中的地位。     

审美之“境”：对《庄子》中空间系统的美学阐释

《庄子》中开拓了一系列富于审美意蕴的存在空间,以探讨“人”境为核心,拓展出对“道”境、“天”境的审美构想。三重空间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系统,成为庄子美学中极重要的一方审美之域。对此空间系统的美学阐释是理解庄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雏度。     

论唐圭璋先生的词选观

唐圭璋先生一生在词选方面着力甚多,除笺注《宋词三百首》外,他还参与编选多部词选。其词选观表现出宏观视野和整体意识的特点,选词注重艺术与审美相结合,贯彻从“重拙大”到“雅婉厚亮”的词学观念。作为词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先生用选本批评、编选实践、指导编选实践等多种方式证明了词选的历史意义,并以对选本文献价值、理论价值、传播功能等的充分挖掘丰富了词选的价值内涵。     

词境：“心曲”的审美化指征

词境,是有别于诗境的另一种艺术境界。正如王国维所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这里,王氏所谓“诗之境阔”,乃指诗笔勾画出的壮阔景象,它以情的外物化为其审美特质;而“词之言长”,则指词体以描写人的细微幽深的内心世界为指归,显现出一种款款“心曲”的审美化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