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政治权术思想初探

韩非是我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由于他的强国思想不能得到韩王重用，因此精力用于对政治的研究，他的权术理论贯穿于他的政治思想的始终，君本思想与对术的偏爱便构成韩非学说的基本内容。本从韩非的人性观入手对其权术思想作以探讨。     

秦王朝大一统政治的历史探索、挫败及根由——一种“秦政化法家”的新诠

秦王朝对大一统政治的探索具有"建制"实践与"治政"实践两大历史内涵。前者以皇帝制度和郡县制度为根基,以法律制度、经济、赋税及徭役制度等为重要内容,取得开拓性的政治成就,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的制度框架和基础;后者则以事功行为、纵欲主义和法治实践为核心内涵,在维护、实现和扩张极端化的专制君主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空前的政治暴政,以致走向颠覆性的历史挫败。     

论韩非对荀子思想的继承和扬弃

韩非继承了苟子人性恶、无天命、礼秩序的思想,抛弃了其仁义礼智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其基础之上发展了赏罚分明、以君王为中心的法家思想。这中间有对其师思想体系的继承,同时也有扬弃。     

韩非“法治”思想刍议

依据马克思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视角观照韩非的“法治”思想。认为：韩非的法就其实质而言,只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是君主权力的派生物,超越了法的阶级性;就其内容而论,没有反映战国时期经济关系的要求,等等。     

马基雅维里与韩非政治思想比较

尽管时代不同、地域各异,在身份、背景,服务的利益集团和现实需要方面的巨大差异,但马基雅维里和韩非两位政治思想家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所处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相同;人性观相同:都主张性恶论;对政治和道德的看法相同:都主张政治高于道德。通过比较,可看出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     

韩非亡秦论并无理据

先秦时期的法、法治、法家与韩非并不等同,酷法亡秦论不能引申为韩非亡秦论。秦王朝的治国理念属于综合性治道,与韩非学说的关系似乎并不紧密。将韩非与秦政关联起来始于西汉,但是韩非亡秦论在整个汉代并不流行。韩非的学说暗合了汉初的意识形态以及汉代"家法",因此,汉代学者虽然在治道层面对专任刑法、秦之暴政展开了批判,但是对于韩非及其学说并无太多批判。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法对比、德治与法治对照的论说框架渐渐流行,塑造了特定的韩非像,与韩非本人的学说出入很大。     

先秦法家政治正当性的理论建构

从子产到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完成了从"救世"理论到"治世"理论的蜕变过程。"救世"之说,乃是西周以降以"礼乐刑政"为核心观念的"王道政治"的权宜补充。"治世"之说挑战王道政治观念,形成了先秦法家独具特色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法家学说从历时视域与共时视域两个层面构建其政治正当性理论。历时视域中的法家政治正当性,强调政治正当性之获得在于洞察人们最为关切的时代主题,并且通过有效的途径与手段来回应人们的关切,最终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共时视域中的法家政治正当性,强调"以力服人"、"以利服人"与"以理服人",主张回归到政治最为坚实的初衷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获得正当性的最终源泉在于获得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法家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是一套完整的"治世"理论,是独立于儒家"王道政治"并谋求长治久安的治国原理,并非儒家学说主导下只能应对"乱世"的学说,司马谈"可行于一时之际而不可长用也"的断语不足以定性法家学说。今日研究法家,应该超越历史的成见与偏见,超越法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具体学说,深入挖掘其背后蕴涵的深刻政治原理。     

韩非思想中政治主体的政治意志

韩非的政治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影响深远,解析韩非的政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传统认知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文章分析了韩非政治主张中对不同政治主体的政治意志的认知与制度设计,以便对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作些局部探微。     

法家法治主义与秦王朝之兴衰

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过程中,法家的法治主义思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促成了秦王朝的一统天下。细究其因,有以下三个方面：法家的法治主义思想顺应了当时的潮流;他私为“公”,将人之私欲转而为统治者服务;用严刑、厚赏规范和引导人们等。但是,由于法家的法治主义不适应国家统一后的新形势,只重严刑,缺乏道德教化,带有严重的片面性,最终使得秦王朝短命而亡。     

荀子、韩非社会思想之比较

荀予是我国先秦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儒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二者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社会现实使他们要面临、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同,所以他们的思想所侧重的领域也就不同,这也形成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异。但二者的差异是次要的,他们具有相同的社会思想,主要表现在人性恶、重教化;“礼”、“法”结合的社会控制思想;人治思想;社会变迁思想等几个方面。     

略论先秦法家规范君权的政治思想

从现存文献看,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立天子以为天下”、“天下公平”、“以道正己”等政治思想命题。这表明,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对这类思想现象应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比较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家，但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即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政治的目的不是德的良善，要实现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必须建立极端的君主专制。同时，二人同中有异，在对人民的认识，对道德和法律的理解以及公私之辨上，互有不同。     

吴虞论管仲和韩非

吴虞对先秦法家人物管仲和韩非的评论，颇有特色。其论管仲，持管仲为法家一派说，并将管仲思想看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其思想包括：以经济为根本、以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依时损益法制、明造就人才之道、重视武力。而管仲思想最重要的地方是，要使人民理解与参与。至于韩非，吴虞着重辨析了其学派性。吴虞将法家分为两派，看到了法家内部的学派差别，指出韩非兼治法术，既明道家之秉要执本，又行法家之明罚饬法。     

批判与建构:先秦法家政治思想解读

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虽有其不足,但蕴涵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和积极的建构意识,即对人治观念的深刻批判、对法律至上的热烈推崇、对政治腐败的强烈忧患和对政治改革的积极倡导等可资当代借鉴的资源。     

秦王朝与宗教神学思想

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是一种杂家思想,它利用宗教神学思想来神化统治。宗教神学思想在秦王朝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在维护和巩固秦王朝统治的同时,也推动了秦王朝的灭亡。     

韩非“法治”理论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既非性恶论、亦非性善论者，他的人性论重在描述现实中人性的状况，并以此作为其“法治”理论的基础。他对人性改造的失望是战国时期信仰危机的突出表现。     

法家思想的演变与秦王朝的兴亡

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革新运动。早期法家思想受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其特点是在肯定“法治”的同时不排斥“德治”。中期法家迫于战争的压力,废除“德治”原则,政策上具有国家主义特点,秦国因之而强大。后期法家将“法治”转向了“术治”,形成了一套绝对的君主专制理论,秦帝国因之而速亡。     

韩非政治思想简论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的思想资源而加以综合发展,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适应了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并建立新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的需要,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韩非完全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设计役民驭臣之术,将君主与臣民、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这种极端专制主义又潜伏着走向反面的危险。     

浅论法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法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是中国法律传统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当今中国仍然有着难以消除的影响。因此,反思法家的功过得失对我们思考有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韩非“法治”思想评析

韩非,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变法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深刻把握韩非法治思想之精神要义,能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