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精心构建新诗现代化的理论 --中国现代诗学批评家评述之七

袁可嘉在40年代的一组诗学论文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出版。这些论文代表着那一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最高水平,其指归是中国新诗现代化。袁可嘉构建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诗的特质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指明现代诗是“包含的诗”,是“新的综合传统”,现代诗必须“返回本体”,戏剧化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方向。     

经验的传递与融通——领略现代诗歌滋味的5个切入点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理论家袁可嘉说：＂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热情的宣泄。＂这一说法主要针对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的滥抒情,还有前期现代派诗歌的感伤癖,导致诗歌思想的硬度和质地缺失的弊病。而矫治的方法便是：以西方现代诗为参照,通过现实、象征、玄想的综合,让新诗由情绪内质向思想内质、经验内质转化,从而实现新诗的现代化。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经验的传递与融通——领略现代诗歌滋味的5个切入点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理论家袁可嘉说:"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热情的宣泄。"这一说法主要针对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的滥抒情,还有前期现代派诗歌的感伤癖,导致诗歌思想的硬度和质地缺失的弊病。而矫治的方法便是:以西方现代诗为参照,通过现实、象征、玄想的综合,让新诗由情绪内质向思想内质、经验内质转化,从而实现新诗的现代化。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略论诗人王维的“感伤”

＂诗佛＂之称,让我们对王维其人其诗产生了很多误读,实际上他并不是一直如《辋川集》中所表现的那般安然恬淡,感伤情绪在他的作品中时有流露。其感伤情绪或者表现为人伦上对亲友分离的感慨和悲伤,或者表现为个人政治遭际中名声受累的失意和愧疚。诗人投身山水、寄身宗教,以消解感伤,但终其一生,也未能解开情感之结。同时,感伤情绪的融入,也让王维诗作中增添了＂有我之境＂。     

“新诗现代化”诗学体系的滥觞－－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

在对李广田、朱自清、唐Shi、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各自出版的诗论专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特点：集中性和系统性,并总结了“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新诗现代化"诗学体系的滥觞——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

在对李广田、朱自清、唐、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各自出版的诗论专著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特点:集中性和系统性,并总结了"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袁可嘉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和诗论家,他在全面考察当下诗坛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新诗现代化的重要主张,并对这个主张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袁可嘉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文学”和艺术本体理论,他认为现代化的新诗是以传统、象征、玄学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诗歌,实现新诗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新诗戏剧化,戏剧化诗歌的基本特征是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     

致辛笛、唐湜、唐祈说“九叶”

曹辛之（1917—1995）,笔名杭约赫,诗人、书籍装帧艺术家。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和穆旦九位诗人的诗合集《九叶集》。次年4月,曹辛之花了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这封长达16000余字的至辛笛、唐湜、唐祈信,对如何评价＂九叶派＂和其它新诗流派、如何看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国统区文学,十分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此信对研究＂九叶派＂和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中国新诗历程和研究八十年代初文学界的复杂状况,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另寻天涯：汉语新诗的“漂木”——论洛夫的“天涯”美学

在对汉语新诗的研究中,不能否认与忽视的一点是,百年来的汉语新涛诗路的发展态势是多元立体而非线性的。在此中,一种由离散主体所创作的诗歌——姑且以“天涯”离散诗歌为名,因跨越地理、历史、文化而获得了异质化的意义呈现。洛夫诗歌作为这种“天涯”离散诗歌的典型经典,充分体现了“天涯”美学从自我否定、另寻天涯、多方返照的哲学意义与美学内涵。     

历史性的认知及其逻辑——关于当下“诗歌标准”的问题

新诗的标准问题历来是新诗史研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也是新诗生存的“基础”。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新诗标准的界限及其可变性,我们采取回顾历史、梳理概念的方式,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历史的动态问题,进行现代意义的考察。新诗的特点及其变化一直离不开其存在的历史空间,在正视历史之后,讲求诗歌的写作伦理、外在的认识型构,以及规范的复杂多义性,正是建构“新诗标准”的重要逻辑起点。     

“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

目前新诗标准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一定要重视诗体、想象与意象。新诗标准应该分为“写什么”的标准与“怎么写”的标准两大部分,但是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好的新诗应该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新诗应该在内容（写什么）上放开,实现真正的多元,形式（怎么写）上做适度限制,必须重视诗家语和诗体等诗的基本文体特征,重视诗的艺术性。没有好诗人就没有好诗,与其对新诗提出标准不如对新诗诗人提出标准,应该适度提高新诗行业的“准入”难度,新诗诗人应该过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诗人要重视学养、技巧、难度和高度。诗人写作需要重视“想象”和“意象”。     

徐志摩诗歌意义的再认识

徐志摩在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诗歌体式的多样化、诗歌结构的规范化和诗歌技巧的纯粹化等方面所作的创造性努力,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替代的。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由粗劣的语言到艺术的语言的转折性标志。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美在当时就具有形式美建构上的现代性意义。徐志摩对新诗发展理论的探索、对新格律诗创作的尝试以及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徐志摩的诗创作是对"五四"新诗和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发展,并使之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     

论胡怀琛的现代小诗研究

胡怀琛的现代小诗研究,较同时期其他人的研究更为系统更为全面。他关于现代小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渊源、以及现代小诗与传统诗词互换的观念,曾在当时新旧文学阵营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并引起较大争议。今天,当“五四”文学革命的硝烟消散殆尽,当我们力图从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便会发现其现代小诗研究的独特价值。     

咏萱草之喻 消两家之思——简评东汉“夫妻诗人”秦嘉、徐淑的文学成就

秦嘉、徐淑是东汉顺帝、桓帝时的夫妻诗人。现存秦嘉的五言诗《赠妇诗》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也是现存最早的可考五言爱情赠答诗。秦嘉、徐淑的诗开创了文人五言诗使典用事的先河。他们的诗具有对生命的忧虑意识,开创了新的抒情方式,开拓了新的写作题材,具有"歌诗婉约,妙语新声"的特点。其文语言朴实,情真意厚,缠绵凄怆。秦嘉、徐淑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他们的诗歌创作,还是悲怆动人的爱情故事,对后世都有较深远的影响。     

《潇碧堂集》中和韵诗与限韵诗研究

《潇碧堂集》是袁宏道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过渡,过渡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和韵诗与限韵诗数量较之以前的猛然增加。这两类诗增多,从外部来看,与文人集会和袁自身受白居易、苏轼影响有关;从内部来看,与袁宏道转变后的思想状态相关。袁宏道通过大量创作和韵诗与限韵诗,使得自己的诗艺得以锤炼和提高,《潇碧堂集》整体风格、艺术的完善与此是不可分割的。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新诗对话式教学与大学生价值观培养探索

高校新诗对话式教学,就是改变教师在上、学生在下的观念,学生与老师以平等姿态研讨诗歌,教师更多的时候只是介绍知识背景,引出话题,参与对话,虽发出声音但不硬性要求学生接受,相互尊重,砥砺思想。“对话式”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而且有助于发掘新诗的现代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价值判断力和审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