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电影《雨月物语》对原著的改编

沟口健二拍摄的<雨月物语>被称作其电影生涯中最为精致的作品,这部改编于上田秋成同名小说集的作品,融入了沟口健二细腻委婉的因素,因此和原作有了较大的区别.本文从对人性的认知、对女性的情怀及意境的运用等方面分析沟口健二电影对于文学的改编.     

“三言”在日本

“三言”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东传日本以后，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本前期读本小说以改编“三言”为主，日本学术界的“三言”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值得借鉴。     

《庄子》“三言”试析

本文对《庄子》文中的“三言”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寓言、重言、卮言的区别、在内七篇中所占的不同比例及“三言”不同的表现特点,认为在阐述庄子思想时,“三言”各有其独立作用与地位,既相互独立,又共同作用,成为庄子文章主要的构成形式。     

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考论——以《型世言》为中心

《型世言》和《三言》《二拍》之创作非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一受程朱理学之影响，一受阳明心学之影响。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非对立之学说，其伦理指向是一致的。《型世言》中体现出的也不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而是已经世俗、功利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阳明学说兴起后儒家伦理通俗化的运动，儒家思想在由上层向下层传播时所发生的世俗化转向如蒙书、功过格等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日本江户读本小说对中国白话小说的“翻案”——以《雨月物语·蛇之淫》与《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例

日本江户时期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卷四<蛇之淫>"翻案"于中国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但文中又明显地具有很多改写创新的成分.上田秋成正是通过背景更换、道具换用、内容更改等方法,赋予其作品日本本土化的内涵,使得作品整体上融入日本的社会风情,流露出浓郁的日本社会生活气息,从而形成其"翻案小说"的日本"国风化"特色.     

《水浒传》在日本江户时代的翻案创作研究——以《忠臣水浒传》为中心

明代小说《水浒传》传入日本,引发日本江户时代特殊的“水浒翻案热”文化现象。通过重新整理统计江户时代“水浒翻案”书目,发现有21部主要翻案作品,“水浒翻案”创作经历了模仿试作、手法成熟、独立创作三个阶段。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在“水浒翻案”创作历程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其翻案创作手法有六个特点：惩恶扬善的旨趣化用、日本净琉璃为底本的构思、原著情节移花接木、人物塑造改组重构、语言修辞说书化和汉诗融入。     

浅谈《三言》中的“奏雅”

冯梦龙在《三言》中,对“奏雅”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的,即传统的惩恶劝善的主题.当然现实中恶多善少,所以冯梦龙在《三言》中惩恶的的篇幅是比例比劝善的篇幅比例高,本书中最惊心劝魄的最震撼人心的是信任和承诺及不朽的生命和生死不渝的友谊.书中还增加了明代一些故事这也给文章添加了一种现实的厚重力量.     

从《江口》看日本前期读本小说对中国“三言”的借鉴

以"三言"为代表的中国明清白话小说对日本江户时代的读本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前期读本小说作家都贺庭钟,模仿"三言",创作了众多读本小说。庭钟在翻改《杜十娘》创作《江口》时,通过在人物细节方面的改编,使得《江口》在总体忠于原著的同时,在主题方面与蓝本呈现出很大差异,非常具有日本特色。本文从《江口》人物设定的细节方面入手,论述庭钟的翻改创作手法,并阐述中国明清小说对日本读本小说的影响。     

从“三言”中男子形象的弱化谈开去——兼与《红楼梦》对比

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在＂三言＂等小说中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本文尝试考察其弱化的特征、外部缘由、内部成因等几个方面,同时兼与《红楼梦》对比,以揭示其意义。     

大裂变时代的文化差异——以老舍的小说《二马》为例

《二马》作为老舍旅居英国时期的代表作,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文化型作家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老舍在小说中通过塑造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中国内部的文化差异以及中西之间价值观的差异,给当时孱弱中国的文化自新问题进行思考。     

《三言》正反疑问句初探

《三言》中的正反疑问句包括“VP（也）未”“VP（也）不曾”“VP否”“VP（也）不”“VP（也）无”“VP没有”“VP（也）没”“VP-Neg-VP”和“可VP”等几种。“VP否”“VP（也）不”“VP（也）未”“VP-Neg-VP”等正反疑问句均起源于先秦两汉时期,“VP（也）无”式正反疑问句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其余几种均起源较晚,为近代汉语新兴的正反疑问甸类型。《三言》中大量运用“可VP”式正反疑问句,“VP不曾”“VP没”“VP没有”比重均不大,普通话中正反疑问句的主要类型“VP-neg-VP”式在《三言》里比重也不大,这些都与《三言》所代表的是属于“可VP型”的苏州方言有关。     

浅析《十日谈》与“三言”中情爱伦理观的新变化

作为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十日谈》和“三言”，在情爱伦理观方面都表现出和封建传统情爱伦理显著乖离：肯定男女情爱的合理，歌颂爱情的力量，讽刺宗教禁欲的虚伪；在已婚男女中对妇女再嫁，婚后偷情的态度较为宽容，在婚姻考量中金钱开始冲击门第。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社会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思潮中产生了人文主主义思潮和反程朱理学思潮有关。     

庄子“三言”内涵及其对解读《庄子》文本的意义

一般认为,＂三言＂概念是对《庄子》文本中＂寓言＂、＂重言＂、＂卮言＂概念的合称。通过对＂三言＂术语的历史考察与分析,认为＂三言＂具有＂名称＂和＂概念＂的双重性。＂三言＂作为名称,它指庄子所运用的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寓言、重言、卮言;＂三言＂作为概念,它指阅读和研究《庄子》文本时所运用的解释性工具。     

从《夷坚志》《三言》信仰故事看古代江右社会风习的历史沿革

《夷坚志》《三言》中关于古代江右信仰故事为数不少,而信仰人群多为官吏和读书人。这些信仰的盛行是基于人们心理和精神的需要,便逐渐形成一种风习。其中值得称道的是：三教合一,信仰多元,解宿怨、释前嫌等故事的传播,有益于当时乃至当今社会和谐的构建;而革除传统顽习,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变同行是冤家为同行为知交契友故事的流传,有利于良好社会新风的形成;至于原本带有消极因素的命皆前定、鬼神观念、冤报业报等内容的故事,作者却拿来作为震慑人心的佐证资料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对净化思想、发掘善心亦不无裨益,但须明辨是非、把握分寸和批判地接受。     

论佛教对日本文学审美趣味的影响--以《平家物语》为例

日本本土宗教思想，即原始神道，是自然崇拜与祖先教相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没有完整的宗教组织，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只是经口头相承而传到后代。它以大和族的氏族神话为中心，统纳吸收其他氏族的神话，这正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豪强集团联合政权组织形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佛教东来，不仅为大和民族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完备的宗教思想，更为其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因此，佛教自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552年）由百济正式传入日本后，就受到历代天皇的崇护和公卿贵族的皈依，从此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化的土壤中而枝繁叶茂。佛教有系统的来世思想，宣扬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追求彼岸真实，将现世的生活视为虚幻。尤其是平安朝（794-1192）末期至镰仓时代（1192-1333）的承久之乱（1221）之前，政局动乱、灾害频仍，在此海内鼎沸之际，净士宗开始流行，它主张“念佛往生”，只要心无杂念，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净土。面对现实的苦难，人们愈发感到现世生活的“无常”，向往极乐净土的永恒幸福。     

试论《张生煮海》对《柳毅传》的翻案

元人李好古所作的《张生煮海》是对唐传奇《柳毅传》的重新演绎与翻案。在儒释道思想的交织中,书生、龙女等人物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张生煮海》既表现了元杂剧独特的风格,又将深刻的思想蕴乎其中,其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     

以“三言”为例浅析冯梦龙偷情故事的模式

明代中叶,市民阶层成为新兴的庞大读者群。为了在迎合读者和劝善惩恶之间找到平衡点,冯梦龙在“三言”中叙述了大量的偷情故事,并为这些偷情故事设计了颇具匠心的模式。     

《老子》“翻案”法及其文学传统

《老子》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其文学史意义为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遮蔽”．《老子》“翻案”法具有创作论和文学史的双重意义。与此同时,《老子》“翻案”法开创了一个被后世创作主体广泛接受的,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类文体中普遍运用的文学传统。     

小议“三言”的情节建构方式——以《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为例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是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中的第二十二卷,全文以宋小官的人生遭际为主线,穿插叙述了宋小官的神奇身世、爱情婚姻、发迹变泰、试妻守贞等故事,涵盖了＂三言＂故事中的一部分主题,并且集中显示出＂三言＂所运用的＂偶然性情节＂的情节建构模式[1]188。本文从《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一文入手,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三言＂的情节建构方式进行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