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改革不能离“谱”

李洪启在《继承、创新、探索》一文中,介绍了穆欣对新闻改革的看法。穆欣认为:改革不能离“谱”,这个“谱”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这就是党中央提出来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始进行这场改革的时候,新闻界就有人要求“松     

编·读·往·来

编辑同志： 你们刊物今年一、二期所载黎信写的《浅说文化帝国主义》一文很精彩,对于搞对外宣传的同志尤其有参考价值。看后推荐给外文出版局的内部刊物《对外大传播》转载（转载后当会致酬给作者）。希望能将作者通信地址告知（如是笔名请告真名）,以便他们与作者联系。 顺祝编祺 穆欣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穆欣老： 黎信先生供职于新华社中国特稿社。１９９９年本刊第１２期的封面人物即为黎信先生。他的一些情况在该期“封面人物”专栏里作了介绍。 ──编者编·读·往·来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穆欣同志曾在光明日报工作多年。他写的《毛泽东与光明日报》一文材料翔实,记述完备,的较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将在此栏目分次刊出。     

范长江在陕北的来信

1989年,是范长江同志的80岁诞辰。回想40年前,他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时的音容笑貌,一如既往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不久前,我在《新闻研究资料》第45期上,读到夏衍同志所说的《长江的道路》一文。文中最后说,“我最后一次见到长江,是1965年彭真提出二月提纲的时候,以后开了一个全国文教工作会议,这次会上我最后一次碰到长江。”在这最后一次见面时,夏衍同志曾问长江:“你现在写什么,他说他现在有一件平生     

范长江在陕北的来信

1989年,是范长江同志的80岁诞辰。回想40年前,他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时的音容笑貌,一如既往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不久前,我在《新闻研究资料》第45期上,读到夏衍同志所说的《长江的道路》一文。文中最后说:“我最后一次见到长江,是1965年彭真提出二月提纲的时候,以后开了一个全国文教工作会议,这次会上我最后一次碰到长江。”在这最后一次见面时,夏衍同志曾问长江:“你现在写什么,他说他现在有一件平生希望做却还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很想写一篇回忆录。我说你想写哪一段,他说想写1947年延安撤退,跟着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时候。因为那一段除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以外,文化界跟着走的一个是陆定一,一个是范长江,新闻记者只有他一个。从延安撤退到全国解放是他一生最宝贵、最值得回忆的经历。”这是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发表前后——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

编者按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本刊特约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穆欣同志撰写此文,以表达我们新闻界对周总理的怀念。因原文较长,本刊将分期刊出。周恩来︽致大公报书︾发表前后———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穆欣周恩来同志出生于１８９８年３月５日,今年是...     

继承·创新·探索——穆欣同志谈新闻改革

不久前,记者曾两次前往北京西郊拜访了新闻界前辈穆欣同志。这位新闻老战士,在党的新闻战线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了48个春秋。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曾随军转战南北,采写了大量优秀的新闻作品。他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者,长期在领导岗位上,尽心竭力为发展党的新闻事业操劳。只是在“文     

有新意、有独到见解

写杂文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写好杂文? 夏衍同志给《杂文报》写了一篇小文章《杂文三忌》(《人民日报》也转载了),他认为写杂文忌三点:一忌教条八股,二忌“怕”字,三忌冗长。他从“忌”的角度讲了杂文写作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今天从“贵”的角度讲。杂文“贵”在哪里? 我先念唐弢同志的一封信。二十年前,我在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习,当时唐弢同志也住在中央党校编教材。我就把自己写的几十篇杂文剪报交给他,请他看看,提提意见。唐弢同志挺认真,看后写了封信给我。那时我三十出头,勉强可以算个青年。唐弢同志是老前辈了,他专门写了这封信,体现了他对青年作者的关怀和帮助。这封信中这样写道: ……今晚灯下,把全部剪报读了一过,其中有好些篇,报上发表时我就读过的,而且至今还留有     

悲莫悲兮永别离——悼念温济泽同志

今年春节过后,我打电话给温济泽同志:“前几天全国记协的老新闻工作者团聚,你为什么不去呢?我四处找不到你。”他说:“不是我不去,是不让我去,不邀请我,我怎么去呢?”我以为他开玩笑:“谁不让你去开会,你真是。”他在电话上简单说了几句经过,原来不久前他参加了一次周扬纪念会,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胡乔木,还点了什么人的名,他说他对乔木同志从来尊重,“但是人总有缺点,就批评不得,这个风气怎么得了。所以记协的会就不通知我了。既然不请我,我也不好去了。”我放下电话,沉默很久。像温济泽这样一个素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老同志,居然因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另眼相看,这是何苦!每年春节全国记协的老新闻工作者联欢会,温济泽每次必到,有时候他还讲几句话,今年却是少见的一次缺席。     

成功=机遇+拼搏——记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艾丰

艾丰是名记者吗? 有一次他去讲课,主持人介绍:“这是著名记者艾丰同志。”他马上更正说:“我不是著名记者,只是个有名字的记者。”他觉得,如果真的那么著名,何须别人介绍?     

《韬奋精神六讲》(连载九)

第五章 懂管理 1.绝无仅有的创举 韬奋研究专家、著名新闻记者穆欣指出,韬奋把生活书店办成“生产合作社”体制,“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企业里,算是绝无仅有的做法了”.(穆欣.邹韬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48.) 创办生活书店,原本是韬奋和胡愈之等人出于应对《生活》周刊遇到不测时的一个权变安排.当时他们很担心国民党当局查封之类事情发生,为了应对这一不测之事,决定创办生活书店,以便届时他们可以利用生活书店继续开展出版业务.书店开始筹办,韬奋就做出了一项创新设计,决定采用生产合作社的体制来办一个具有民主特点的实体.他指出:书店不是任何个人借以牟利的私产,而是全体职工以劳动所得共同投资的文化事业机关.书店的章程为此做出了三项原则规定,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     

捕捉“漏网之鱼”的能手——记工人日报检查员顾志武

“不,不要写我,还是写检查组的老同志吧,他们的工作成绩更突出……”他连连摇手,拒绝谈自己。这位再三推辞的中年人,就是工人日报检查员顾志武。差错很难逃过他的眼睛,他是位为人称道的捕捉“漏网之鱼”的能手。检查组的同志都能说上几段顾志武捕“鱼”的故事。例如,有篇稿子提到“纳质膨润土”,他看了以后摇摇头说:“‘纳’字不对,应当写成‘钠’,是一种矿物”。人们一查,果然是他说得对。有条消息中出现了“城建部部长连仲”的字样,他很快找到一份资料,纠正道:不是部长,是副部长,不是“连仲”,是“廉仲”。诸如此类的例子多着呢!     

把你的记者生活记录下来

我国当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诗人,杂文作家邓拓在世的时侯,十分重视资料的积累,常见他在上衣口袋里,装着个小本本,不时地掏出来记点什么。有一次,我专程去他家登门拜访,聆听教益。邓拓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那诲人不倦的学者风度,至今还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谈话自然地转到了如何做学问的问题上。邓拓同志郑重地对我说:“无论你是进行学术研究,还是从事新闻写作,除了经常注意摘抄文字资料以外,还要把你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使你感受最深的事情记录下来。”他说:“这在当时或许认为没有多大意思,但是过了10年20几年以后,它们就都变成了你     

知难而进出好稿

我们在采访中经常会碰到两种人:一种是见到你,非常热情健谈,有时甚至投你所好,要啥讲啥;一种是态度冷淡,不善言谈,甚至有意回避,拒绝采访。 我便碰到过这第二种人。他就是我院副总工程师、省劳动模范丁国强。 1984年,我担任《西北水电院报》记者不久,宣传部长便对我说:“多宣传一些模范人物,像丁国强,对工作兢兢业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同志满腔热情。”其实,丁总的事迹我早有所闻,院里的人几乎有口皆碑。我也早有采访他的意思。不料,第一次采访便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那是一个秋夜,我敲开了丁总的门。“你找谁?”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客气地把我让到屋内,然后坐到桌前又看起了资料。为了打破僵局,我便和他谈工程,谈技术,谁知一连换了几个话题都话不投机。无奈,只好单刀直入,请他谈谈自己。他一听,立刻说:不要写我,要写就写其他同志。”然而,便又埋头工作了。     

不要忘记带眼睛——与通讯员谈采访之三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同志可能会感到很奇怪:“这不是荒唐吗!去采访,谁还能把眼睛搁在家里?”这种惊奇我也有过。我刚开始搞报道时,同一位老同志去采写一位电话员。临出发,他正儿八经地对我说:“可不要忘记带‘眼睛’啊!”我当时心想:“莫不是看我年轻,故意戏弄我?”不过我很快意识到他是对的。采访时,我的脑子里本子上记的都是“听”     

不要“以人为据”

青年作家陈国凯同志,与著名文艺评论家萧殷同志有着师生情谊,他在悼念萧殷同志的一篇短文里说“四人帮”垮台以后,萧殷同志一度担任《作品》的主编,约他写稿,他一连写了几篇小说,结果都被很快退回来了.他很纳闷,心想:这些稿子都是您约的,干么都退回来了?因而心里颇有些不快。后来他碰到萧殷,萧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编刊物是只认文章不认人的。私交是一回事,文章又是一回事,我不会因私交而降低对作品的要求.”陈国凯很受感动。但是,我们现在也有极少数编辑同志,在选用稿件的时候,往往不是以稿件质量的好坏,决定取舍,而是先看这稿件的作者是谁,     

孜孜不倦一颗心——回忆记者王安民同志

1987年盛夏,我从宝鸡回陕西日报社。一天天黑,我看见王安民和爱人在院子乘凉,他在一架竹躺椅上仰躺着,爱人手单拿着把竹扇,陪着王安民说话。我亲热地唤了声:“民兄!”他抓住我伸出的手,握得很紧。我问他:“最近身体好吗?”他苦笑了一下,说:“腰疼,没上班。”见到老友,他很高兴,黑亮的眼睛望着我。看得出他病得很寂寞,很心急。听有的同志对我说,报社为照顾他的身体,让他一天只上半天班。我知道他的秉性,勤于工作,认真负责。他的字写得很好。他编的稿件,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抄的,标点符号都标得很准。他的字写得很小,很是匀溜,看他的稿子,那真是一种书法艺术的享受。他的书籍也多,特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著作,比我们的一批年轻编辑记者多。我对医学是外行,听他简单说了病痛,我也分析不出个子卯。我说:“你甭急,好好看病。”正说话间,由报社刚调到省教育厅工作的杨建国同志也来了。王安民和杨建国是好友,亦是同学,两人玩笑了一阵儿“野话”,我同杨建国便和他告別了。临走,他又一次握     

从胡乔木的更正想到王尔德的增删

胡乔木同志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三版上郑重地登了一则《更正》:“顷接钱三强同志信,《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的约里奥—居里误为约里奥·居里。希予更正。”胡乔木同志这种对自己文章认真的态度,使我想起了王尔德的一个故事:王尔德是英国大文豪。一次,他大宴宾客。客人已到齐,主人王尔德却久不露面。大家饿着肚子等了好久,才见他出来。客人问:“你怎么这样久才露面?”王尔德答:“我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工     

专心劳书墨 甘苦皆是情——我所熟悉的优秀新闻工作者董志智同志

我是1990年认识董志智同志的。当时我任中共黎城县委书记,他是《山西日报》驻长治记者站站长。此后,我又先后到市人大、长子县委和市委工作,他调到长治日报社任社长。近十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和董志智同志始终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他那种忠于事业,拼命工作,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专心劳书墨,甘苦皆是情”。这,正是他敬业精神的写照,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 (一) 董志智同志早在中学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     

新闻学与历史学

最近,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了一个会。会上宣布,根据国家标准学科分类标准,把哲学社会科学分为15个学科。其中一个是新闻学。 刚开完会,有同志告诉我,社会上和学术界至今还有人认为“新闻无学”,不承认新闻学是一门学科。这使我想起十二年前的一场争论。 十二年前,讨论“专业技术职务”(当时叫“职称”)时,有一些同志认为新闻不是一门学科,新闻记者和编辑不应算“专业技术人员”,不必评“职称”。于是发生激烈争论。 我问那些同志:历史学算不算一门科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