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农牧交错区农业生态系统健康测度及其持续利用对策

生态系统健康作为全球管理的新目标,作为分析生态系统的新方法而受到青睐,是现代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根据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和农牧交错带农业生态系统的特点,从活力、组织结构和恢复力3个方面选取18个指标,构建了农牧交错带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应用于赤峰12个旗（区、县）,得到如下结果：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处在“健康”标准是红山区和巴林右旗;处在“临界健康”标准是克什克腾旗、元宝山区、敖汉旗、松山区;处在“不健康”标准是宁城县、林西县、巴林左旗、喀喇沁旗、阿鲁克尔沁旗、翁牛特旗。评价结果基本上反映了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说明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是可行的。最后提出了农牧交错带农业生态系统持续利用的对策。     

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最优方案——以巴林左旗为例

根据巴林左旗气候特点和产量水平,运用系统工程理论中的线性规划方法对巴林左旗的作物种植结构进行调整,这对增加农业种植效益和农民收入、有效改善生态环境、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内蒙古农牧交错区耕地流转实证研究——以太仆寺旗幸福乡和千斤沟镇为例

耕地资源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最基础的物质条件,而国家生态补偿政策、农业劳动力析出和气候灾害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耕地流转进程和农户生计。为了研究退耕还林政策、种粮补贴政策、农业劳动力转移等与耕地流转之间相关关系,本文选择内蒙古太仆寺旗千斤沟镇和幸福乡两差别显著的乡镇作为研究区域,采用访谈式调研获得农户家庭基本情况、适应能力和区域自然灾害影响情况等第一手数据,选取农户成员特征、家庭资源配置和经济特征方面共计15个变量,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基于微观经济主体农户的耕地流出模型。幸福乡由于土地质量较差,农户对耕地较强依赖性,以及缺少企业蔬菜种植基地园区,耕地流转进程受阻。千斤沟镇耕地流出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务农人员平均文化程度、打工人数、家庭拥有耕地面积、租地收入、农业收入比重和家庭收入水平能够促进农户流出耕地,而农业收入比重则抑制了农户流出耕地的行为。论文构建的耕地流转模型揭示了影响农户耕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有利于深入探索促进耕地资源有效利用以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途径,同时也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制定生态补偿政策和粮食直补政策提供参考。     

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结构重建研究——以武川县为例

由于长时间的过度开垦,农牧用地不协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牧交错带的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文章分析得出,牧草地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土地利用结构中具有明显的优势,退耕还草是重建该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根本途径.文章从区域实际出发,以武川县为例,研究提出了土地利用结构重建--退耕还草的具体方案.研究表明,武川县大约需要用30a的时间进行退耕还草,目前须退还11°以上全部坡耕地,2010年前须退还7°以上的坡耕地,2020年前须退还50%的6°以下坡耕地,2030年前须退还另外50%的6°以下坡耕地.     

农牧交错带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以巴林左旗为例

针对农牧交错带粮食作物,采用贝叶斯准则进行生态气候适应性多因子综合评价分析。初步分析得出粮食作物在半干旱、干旱环境的自然生态适应性,从而解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对农牧交错带进行了系统辨识。介绍了该地区各种作物种植优势问题,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良好依据。     

基于水分的北方农牧交错带植被生态系统退化机理研究——以武川县为例

水是北方农牧交错带最关键的生态环境因子,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状况与环境动态。文章从生态缺水的角度,以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为例,探讨了生态系统退化机理,为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生态恢复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缺水是造成北方农牧交错带植被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2006年武川县天然草地、灌木、乔木、农作物生长季平均耗水量分别为150.3mm、193.4mm、213.3mm、158.6mm,最小生态缺水量分别为93.1mm、38.2mm、251.5mm、96.6mm,植被生态系统继续向退化方向演替。合理调整植物品种结构,配置有限的水资源是当地生态恢复与重建的紧迫任务。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建立绿洲持续农业构想─—以高台绿洲为例

绿洲处于干旱生境中，系统脆弱，自然资源配置不佳且利用不合理，生态与经济效益低下，不利于其长期稳定的发展．本文以高台绿洲为例对绿洲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及其发展方向作一简要分析，指出持续农业是其发展最佳选择，并对建立绿洲持续农业提出初步构想。     

农牧交错区典型村域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研究——以盐池县马儿庄村为例

通过小区域、长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将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与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相结合,以便从微观尺度揭示典型村域的土地利用变化机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土地利用制图与农户调查结合,通过数据整理和分析探讨马儿庄村的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结果表明:马儿庄村近60年经历了由草地畜牧业为主的土地利用到以农为主、农牧结合土地利用的变化;前50年土地利用引起土地逐步退化,后10年土地迅速恢复。在人口增长和政策驱动下前50年耕地不断增加,1998年以来的扬黄水分和养分输入,使耕地面积下降。在利用过度和使用政策不当的作用下,草地在面积减少的同时质量大幅度下降,2003年禁牧之后迅速恢复。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沙地面积增大,21世纪在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政策的驱动下,沙地面积大幅减小。近10年土地恢复是扬黄灌区开发的水肥输入、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政策执行(既有减轻土地压力又有补偿)、生计方式多样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马儿庄土地利用变化仍然经受着气候变化、草地利用压力、水浇地土壤盐分变化等挑战。     

陕北沙漠化逆转区气温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榆林市为例

选取陕北沙漠化逆转区榆林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气候倾向率、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和小波分析法等气候诊断方法,探讨了1971年-2010年榆林地区气温时空分布规律、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榆林南北两大地貌单元气温逐年升高,北部增温幅度大于南部,气候倾向率关系为：陕南〈关中〈全国〈南部丘陵沟壑区〈北部风沙草滩区;南部丘陵沟壑区气温突变（1989年）早于北部风沙草滩区（1994年）。气温增加幅度存在差异,空间格局呈现“冷快暖l陧,整体一致增加”的变化特征。榆林地区气温变化完全符合全球变化规律,其驱动力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太阳辐射由强到弱,加之LaNina事件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类活动带来的增温。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畜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以内蒙古准格尔旗为例

农牧交错带的畜牧业在国家的生态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对科技的需求强烈,应加强开展重大科技问题的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的实证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对于快速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城市化进程始终是影响土地持续利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该文在概括了城市化进程中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历程的基础上,摆脱了以往土地持续利用评价中的一般性表述,综合了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对城市化与土地利用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有针对性地从粮食安全评价、城镇用地规模合理性、城镇内部用地合理性以及土地生态系统评价等几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以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化这一宏观背景下,南京市的土地持续利用状况总体是向可持续方向发展,但指标体系内部某些领域的评价则较以往有着很大的退步.     

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服务合理消耗多主体模型构建

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对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多主体模型是用于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表达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适用方法。以内蒙古农牧交错区生态系统服务消耗为例,研究了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多主体模型的构建方法,包括调查数据的分析与提取,农牧户及其成员多主体运行规则的研究和制定,生态系统服务压力指数的定义,地理数据的导入及模型运行空间的创建,模型参数选择及其初始化等。模型系统研发及运行结果表明,以本方法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多主体模型可以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的过程,所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视化、过程可展现、数据分析直观等特点,对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基于可持续度的连云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对于落实规划、强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可持续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体系,对连云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可持续度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采用可持续度量的方法,可以较好的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定量评价;②上一轮规划实施至今,连云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可持续度呈上升趋势,处于中度可持续状态,但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方面,规划实施仍不可持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轮规划着眼解决的3个难题：“生存与发展问题”、“刚性与弹性问题”、“静态与动态问题”,以及完善规划的若干措施和建议,为新一轮规划修编提供有利借鉴。     

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及适应性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

通过对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畜牧业和农业区域10个嘎查村102家农牧户家庭开展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分析了当地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及其适应措施。结果显示,乌审旗农牧业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极为脆弱。干旱是乌审旗农牧业区域最严重的气候灾害;气候变化对两个区域农牧民生计影响的脆弱程度不同;农牧民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些过程多数都增加了生产过程中的投入。限制农牧民适应气候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资金匮乏、技术缺乏或落后、水资源短缺;农牧民及相关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但还不足以应对长期的气候变化。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在综合分析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主要观点并提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目标的基础上,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4方面构建了适合县城经济发达地区特征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共选择了25个参评因子。然后对江阴市1991年、1994年和1997年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江阴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江阴市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也日益增强,处于基本可持续状态。但是,1997年与1991年相比,资源、环境两要素的可持续性分别下降了10.35%和12.23%,若不加以重视,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会导致江阴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可持续性。为了进一步提高江阴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文章认为,必须从人口数量控制、用地结构优化、环境污染控制以及增加农业投入等4个方面加强管理。     

基于集对分析的城市生态足迹预测——以武汉市为例

自然生态环境是城市生态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生态足迹作为生态环境承载状态测度的指标，受到社会、经济、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时空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特征。鉴于集对分析(SPA)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优势，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将城市总生态足迹与其相关影响因子联系起来考虑，融合集对分析中的同异反模式识别的“择近原则”和聚类分析思想构造集对分析动态模型，模型精度较高，验证误差均小于0.3%。并对武汉市2005年～2020年总生态足迹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2020年总生态足迹将由1 784.662×10⁴hm²增长到2 781.388×10⁴hm²，呈现出低于GDP、高于能源利用率增长速率的趋势，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对此就武汉市生态系统的发展提出了对策与建议。最后，指出SPA动态模型对城市生态系统中生态足迹动态化方法的修正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国外健康素养测评工具系统综述

[目的/意义] 健康素养是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公民健康管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国外健康素养测评工具能够为选择和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健康素养测评工具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利用系统综述方法,以Web of Science、Scopus、EBSCO、PubMed、美国健康素养数据库为数据源,根据PRISMA流程筛选出27篇论文,通过对文献内容8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国外健康素养测评工具的内容、特征和应用情况。[结果/结论] 对27种健康素养测评工具的分析表明,客观测评工具数量最多,其中最为权威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测评工具是REALM系列量表与TOFHLA系列量表,主观测评工具中被广泛应用的是eHEALS量表,综合测评工具以HLS-EU-Q系列为典型代表;在测评主题上,27种工具都测量了个人技能,而心理因素和健康相关活动的主题则较少被关注;在测评维度上,以功能性健康素养和交流性健康素养测评工具为主。此外,本文针对健康素养测评工具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提出测评工具遴选方法,提倡健康素养的测评工具的研究应以健康素养内涵的深化为前提,进一步开发与利用网络化健康素养测评工具。     

城市旅游生态足迹测评——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我国旅游城市众多,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正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理论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基于生态足迹的理论,从旅游者消费结构特征出发,将城市旅游生态足迹划分为旅游交通、餐饮、住宿、购物、游览、娱乐等6个方面,并对福建省福州市的旅游生态足迹进行了测评,计算出2005年福州市的人均均衡旅游生态足迹为0.039795hm2,其中旅游交通的生态占用比重最大,达64.4%;化石能源地的土地类型占用最多,为66.9%,旅游活动对总生态赤字的贡献率为7.6%。旅游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旅游活动是一种对自然资源高需求和高消耗的综合性生活方式,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以昆山市为例

本文从土地利用视角,在传统生态风险评价框架改进基础上,构建风险三要素评价模型并对昆山地区综合生态风险空间分异分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风险源强度极点为玉山镇,主因在于工业污染强度大、建设用地比例高以及路网密度大等;较高的镇包括陆家、千灯、花桥和周市;较低的镇包括张浦、淀山湖和巴城;最低的为周庄与锦溪,主因来自在于其旅游重镇及重要粮食作物产区的地位;②受体暴露度最大为巴城与周市,玉山、张浦、锦溪、周庄其次,淀山湖相对较低;陆家、千灯和花桥最低,受体暴露度大的区域发生潜在生态风险的可能性更大;③风险效应值最高为玉山镇;陆家、千灯、花桥和周市较高,张浦、淀山湖和巴城较低,周庄与锦溪的最低;风险源强与风险效应存在极高相关性,相关系数达0.961;④综合生态风险的高风险区位于玉山镇;巴城、周市、陆家较高风险;张浦、千灯、花桥和淀山湖较低;周庄和锦溪则最低,昆山综合生态风险值的空间分布呈现以玉山为极点,自北向南递减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