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三落三起"中的第一次

1931年,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同时,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1932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为当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所不容。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1933年春,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     

光彩照人——试谈话剧《曙光》贺龙形象的塑造

武汉军区话剧团和中国话剧团在北京联合演出的六场话剧《曙光》(作者白桦),是一出反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期间,洪湖地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革命历史剧,斗争是以当年奋战在洪湖地区的贺龙将军为一方和以王明路线的代表林寒为一方,围绕着肃反“改组”和“进攻路线”这一中心线索展开的。《曙光》(以下简称《曙》剧)着力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同志的光辉形象,讴歌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英明正确,形象地表现了一个真理:“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就失败,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胜利。”     

对“革命文学”论争性质的一点看法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场论争的性质,多年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同志认为,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倡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之下进行的,这场论争实质上是鲁迅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历史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气壮山河的伟太史诗——学习毛主席的《七律·长征》

(一) 一九三一年,由于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一九三四年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党和红军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在长征开始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面临敌人重兵,王明一伙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这样,虽然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却使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广大指战员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     

试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对遵义会议的影响

遵义会议结束了历史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危害最大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于生死存亡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遵义会议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它与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及贯彻起码有以下三方面的密切联系:     

忆秦娥娄山关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大“围剿”,被迫突围离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惊慌失措,在大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使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全军。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的     

红军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红军在长征路上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惊险和复杂的,既要同蒋介石几十万军队以及无数自然险阻进行斗争;又在同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和右的错误,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任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胜利,因而,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     

王明“左”倾错误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影响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主要失败原因之一是，以柯庆施为书记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忠实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为察哈民众抗日同盟军造成重大损失。     

《我们胜利了》试析

《我们胜利了》选自于魏国禄《随周副主席长征》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魏国禄同志是江西省兴国县人,于一九三○年参加革命,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春一直担任周总理的警卫员,跟随周总理经过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     

从四渡赤水看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红军四渡赤水,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以后,在长征途中进行的第一次成功的战役。它不但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红军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一次出色的实践。     

毛泽东与查田运动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是二战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次运动的评价,以及毛泽东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与贡献,至今认识不一致。本文就有关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意见。一、查田运动是王明“左”倾政策的产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上台的。在此之前,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虽然经过多次反复,但发展情况基本上是好的,实现了对地主没收其土地,对富农抽多补少、     

必须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

在林彪、“四人邦”横行时,他们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只能反右,不准反“左”。谁反“左”,谁就被认为是反对革命,反“左”成了禁区,从而取消了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一来,林彪、“四人邦”就更加疯狂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为了肃清林彪、“四人邦”的流毒,有必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过来,恢复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个科学概念,彻底清算林彪、“四人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极左思潮,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经验之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刘少奇与遵义会议

五十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挽救了处在极端危急情况下的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大大加快了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为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破铁围奇中奇——缅怀周恩来、朱德同志在反第四次“围剿”中的光辉业绩

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悍然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当时,毛泽东同志已经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在这严重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同志(当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德同志(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天塌下来擎得起的雄伟气魄和胆略,毅然决然地指挥了中央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反革命大“围剿”的革命战争。他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采取“诱敌深入”、“声东击西”、“放其头,打其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在江西的宜黄南部地区,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全歼敌人三个主力师,缴枪万余支,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这是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央根据地军民创造的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又一奇观。     

黎平转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转兵,实际上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反“左”思想述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同党内较严重的三次“左”倾路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些斗争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关于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二、关于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的问题,三、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立场上,提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从而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的四次纠"左"及其历史影响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先后四次纠“左”。前三次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别于1928年前后对“左”倾盲动主义、1930年前后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至1941—1945年全党整风运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和纠正。最后一次是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后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四次纠“左”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其历史影响都是重大的。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而且取得圆满成功,张闻天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辉篇章.一、遵义会议前同"左"倾错误决裂、斗争,促成会议的召开在促成遵义会议召开上立下首功的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功劳也早被人们所称颂.众所周知,那时的临时中央是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由于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同志比较早的从第三次"左"倾错误中分化出来,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大作用.张闻天是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张闻天身处其中,亦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但他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善于独立     

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一九三三年二月,由福建开始的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时才结束。它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为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组成部分。了解和研究所谓“罗明路线”和反“罗明路线”的背景、实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和影响,对清除“左”的思想流毒,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矍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这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时间长,一次比一次影响坏.这三次“左”倾错误尤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尽管,这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与形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根源,但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与策略上的“左”倾错误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