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与道德教育

从政治权威社会到公民权利社会的转变,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国家意识形态与道德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国家意识形态在道德教育中表达的方式,从而使现代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着新的任务与新的选择。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旨在揭示政治权威社会向公民权利社会转变中国家意识形态与道德教育演变之规律,以期增进人们对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与道德教育之关系的理解。     

权利时代的公民美德——评朱祥海博士的《利维坦法哲学》

政治国家权威以公民的政治认同为基据．秉持稳固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深厚的政治信仰是培育公民美德的关键要素。《利维坦法哲学》对合法性权威、文化认同和政治美德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刻梳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矛盾与政治冲突,使得民族国家观念仍然是培养公民政治美德、文化认同和政治义务观念的支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首先要坚持主流政治文化,化解、避免政治文化的危机。其次要警惕政治亚文化的威胁,防止邪教、伪教的影响。同时,清醒认识权威转型社会危机,培养参与型的公民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     

科瑞克与英格兰公民教育的理论想象

科瑞克按照公民共和主义理论为英格兰规划了公民教育的总体思路,这一思路为其追随者所坚持和扩充。科瑞克认为政治是和平应对多样性的方式,公民教育应让学生学会通过政治讨论解决意见、利益等差异性问题,从而形成政治讨论所需要的程序性价值观和公民美德,即成为有政治素质的积极公民。其追随者进一步阐释积极公民的实践特性、政治讨论的规范要求以及如何设计讨论的主题等。这种公民教育重视实践过程但轻视系统政治知识学习,从而导致受教育者政治价值观养成与政治知识学习的分离。而真正有效的公民教育应该是知识与价值观并重与相互结合的教育。     

式微与重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定位审视

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视域,只要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原理观点、规律呈现、行为方式,都被加以系统性阐述并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如何牢固树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已然成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极为重要的现实命题。辨析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必要性、规律性与客观性三大出场原则,直面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政治立场”、“观念自洽”与“主客平等”困境,把握具体现实、站稳人民立场,厘清观点事实、创新叙事方式,反思社会问题、构筑主流共识,不断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     

宪政视野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宪政是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人权为终极目标的政治过程与政治状态。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途径与方式,通过介入政治过程而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最终促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深远的意义。     

积极应对市民社会的兴起对党的政治权威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展,中国市民社会逐步形成。党的传统执政方式和政治权威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如何应对市民社会的兴起对党的政治权威的挑战,整合和强化党的政治权威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解决的问题。     

村落中的公民成长：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社会化现状与途径创新

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面临时代挑战。农民政治社会化方式单一,村落公民伦理建设滞后,农村生活的政治社会化元素稀薄,农民政治理性发育迟缓,农村政治社会化社会力量缺失。加强农村公民伦理建设,重视农村地方性结社中的政治社会化资源,引领和塑造农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培育农民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以利益激发农民的政治需求和热情是促进农民政治社会化,实现村落中的公民成长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提出,体现了对受教育者主观认同与自觉服从的关注,这一概念成为现代社会衡量教育效果的关键要素,意味着话语作为中介的影响作用日益彰显。辨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并诠释其生成机制,直面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困境、价值性困境、叙事性困境与功能性困境,需要于宏观维度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观层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微观角度调适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以尝试超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困境。     

公民服从的伦理特性

服从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公民服从是政治生活中的服从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有政治性,同时也具有道德性.从现代民主制度的视角看,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主人,应当以维护公民个体基本权利和保障社会共同体利益为基础,制订出合乎正义的社会法律,并以此作为自己服从的对象.公民虽然服从的是一种外在的法律权威,但这一权威来源于公民之间达成的契约,因而公民只是在服从自己的意愿、服从一种公意.这样的服从具有自愿性、双向性、目的正当性等伦理特征,也具有维护个人权益、促进公共利益、监督公共权力的规范行使等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