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村治与村民外流的互动--以湖南省G村为例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行政化村治与村民外流的互动关系.认为,(1)行政化村治对村庄经济资源的过度汲取所导致的治理型贫困是推动村民外流的重要动因;(2)村民大量外流又构成对行政化村治的强大冲击;(3)行政化村治无力消解村民外流带来的冲击,两者互动的结果可能是行政化村治的崩溃与规范型村治的构建.     

村治研究论纲--对村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尝试性揭示

本文通过回溯“村治”历史 ,重释“村治”概念 ,力图构架作为一种可能性研究范式的“村治”论域 ,即以关照农村社会公共权力为主线 ,广泛辐射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诸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在此定义域内 ,本文对当前我国的村治研究作了分层面评述 ,并对确立村治研究范式的方法与步骤作了初步设想。     

20世纪30年代村治思潮的转向——以《村治月刊》为中心的考察

《村治月刊》由“村治派”于1920年代末创办,旨在推动以农村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并从“村治”逐级达到“国治”,在全国引发村治运动思潮。《村治月刊》最初吕振羽负责编辑,随后梁漱溟担任主编,并将刊物改名为《村治》半月刊。《村治月刊》的更名并非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人事变动,这背后昭示着一个社会思潮与组织演变的序列。村治思潮经历了由激进到保守的转向,其间所蕴藏的各种命题亦是193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面临传统与西方抉择时的写照。作为该刊物的组织筹办机构,村治月刊社不但是一个弘扬村治建设、挽救社会困局的组织,各种人物以一致目标交织活动于其间;而且它还是一个由多元话语形构起来的群落,“民主”“科学”“传统”等思想在其中碰撞与交锋,附丽于“村治”这一具象化又颇有深意的符号之内。     

农村人口流动与村治的改善与提升--以河南刘村为个案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考察了农村人口流动对村治的影响.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有利于村治的改善.表现为(1)农村人口流动为村治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2)农村人口流动造就了新的社区精英,并对原村治格局形成一定冲击,使原村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3)大量村民外出务工带来了农村治安状况的好转和社区秩序的稳定;(4)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使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文章最后提出了在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治水平的若干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治变迁:社区自主性成长--以武汉市徐东村为个案

本文通过个案分析发现 :起自 2 0世纪 70年代末期的中国国家放权行为对城市化并伴随再集体化的村庄而言 ,意味着社区权力的增强。此类社区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赋予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乡镇企业的权力 ,再创集体经济 ,在经济地位上升的同时 ,政治、社会地位均得以上升 ,使社会影响国家成为可能。作者因此认为 :此类社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 ,但从社区自主的核心是精英自主看 ,社区发育仍处于初始阶段     

股份合作制崛起中的村治模式转换——以广东省万丰村为个案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由于股份合作制的崛起,导致村治模式的重要变化,其主要特点为：（１）社区行政型的现代法人团体;（２）党村企一体化的领导体制;（３）能人主导－大众参与的治理结构。随着具有“草根性”的股份合作制的规范化,村治模式呈现出三种发展趋向,一是社区行政型法人团体向更具有自主性的现代法人团体转变;二是党村企一体化领导体制向社区和公司相对独立的体制转变;三是人治性的能人治理向制度化民主化治理转变     

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

按西方主流理论,宗族作为“原始组织”,将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在近20年来我国农村宗族却出现了复兴的新情况。本根据对10个村治理状况的深度观察,从日常生活、村庄、行政村和村际关系等层面分析了宗族对村治的实际影响。指出,宗族在村治过程中发挥着双重性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与帮助,填补了若干管理真空,避免了更严重的失范和无序,而且,强族组织与宗族集体意识成了抗拒行政权力不法侵害与剥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宗族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归依,奉行着恃强欺弱的逻辑,并倡导男尊女卑,崇尚迷信。因此,不应简单地对宗族给以全面否定和肯定的结论。要构建农村治理的新秩序,虽然无法舍弃宗族,但是应当寻求新的资源和新的机制。     

村治研究的传统与现状——二十多年来的华中地区村治研究

20多年来,华中地区的村治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尽管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却正是这些变化,促使村治研究的传统能够保留下来,并不断推进村治研究水平的提高。     

人口外流与村级治理困境 --以豫东安村为例

本文以豫东安村为个案，探讨了人口大量外流对村级治理的冲击，认为村庄人口大量流出造成了村庄治理的困境。其表现为：人口外出虽然带来了村庄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村治的汲取能力弱化；村庄优秀人才的外流造成了村庄权利组织的虚化和后备力量缺失：村民政治权利观念淡漠，村庄公共权利组织权威下降；村民生活好转但村庄治安状况堪忧。     

发现边缘人--近年来华中村治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近年来,华中村治研究渐渐发生了一些颇具深远意义的转向,他们将之前以乡村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拓展到乡村社会边缘人这一素来少为学界所关注的群体。研究者们从村庄社会秩序、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体制等三个层面对上访农民、钉子户、乡村混混等边缘人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这些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无意识或者意识不够上升到一种明确的学术自觉,成为获得重要学术创新与突破的生长点,并可能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村,推进学术积累与传承,增进中国社会学与世界社会科学对话做出新的贡献。     

现行乡村关系的行政化弊端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中,乡镇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个敏感的问题,它们之间仍然有着强烈的上下级命令关系,行政化还很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压力型行政体制的存在、规范性制度供给的短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等。要理顺乡村关系,具体要做到:其一,加强县以上各级政府对"乡政村治"制度实施的宏观调控;其二,规范乡镇政府的指导权,逐步实现"乡政村治"制度实施的程序化;其三,改革基层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构建社会化的绩效评估机制。     

重构与互动: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乡村旅游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的封闭性,推动其从封闭走向开放,乡村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的广阔地界联系在一起,村民关注的目光不再限于封闭的乡村,村民超越乡村自治提出了更高的民主参与要求,这些要求推动了中国乡村从传统的村民治理向现代公民治理发展,乡村治理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开始了重构,并且重构后的乡村治理反作用于乡村旅游,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农村流动劳动力异军突起。他们既给城市建设乃至整个社会进步带来生机与活力,又对城市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矛盾与问题。他们需要全社会以慎重的态度来对待,也需要成人教育以审慎的态度来考量。     

乡村治道变革:从单中心秩序到多中心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起基层政权,形成了一种单中心秩序.这种单中心秩序在人民公社时期得到了极大地强化.改革开放后,"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的确立,对单中心秩序带来了一定程度地冲击,但未能根本动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我国乡村治道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从单中心秩序走向多中心秩序,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WTO后过渡期公安机关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改革

随着WTO后过渡期内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大量增加,公安机关的流动人口管理形势日趋严峻。本文在对现行的以暂住证为核心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居民身份证的流动人口登记制度管理模式。     

农村学校与社区互动之价值探寻

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是学校与社区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二者的互动也是学校发展与社区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学校与社区互动有其价值所在,主要表现在：农村社区资源使学校课程资源得以丰富;培养学生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速学生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越轨性行为分析

文章在对越轨性行为界定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商业性性行为等越轨性行为。结果表明,与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越轨性行为容许程度更高,越轨性行为的发生率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越轨性行为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后果,并引发系列社会问题。     

“情理”兼“治理”范式的高校学生管理伦理构建

高校学生管理是在师生"情感、伦理、道德"意识的支配下完成的,是管理和伦理有机"耦合"的样态。解决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不在于反复的道德说教和无情的制度约束,而在于师生"情理"的尊重与认可,即通过情感管理营造大学生管理文化,"润化"学生心灵,美化学生"心境"。但是,在高教后大众化境遇下,高校充满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处理这些问题还需要"治理"的理路指引。为此,高校学生管理伦理必须达成"情理"与"治理"的融合,实现"人品"向"人性"的目标转换、"治身"向"治心"的方式转换、"全能"向"专业"的路向转换,凸显科学人文主义的意蕴。     

农村社会精英与新乡村治理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精英的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也进行了深刻调整,乡村治理的技术随之形成了新的特点.但这些变化所蕴含的是以往乡村治理术的不断精致化,也可以称之为"新乡村治理术"的演进,而不是乡村治理模式与政治形态的本质变化.这个过程是在中国"生态政治"本文中提出的生态政治指的是国家整体的政治形势,即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社会设置与社会(潜)规则.的大环境中发生的,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国家的整体政治气候实际上决定着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