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意义的认识及其史学实践

李大钊在他的论著中系统地介绍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分析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必然性。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建立在他的信仰之上,也是他深入研究东西方历史理论的理性选择,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史学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通过对中外各种历史观的批评,李大钊倡导以“新史观”（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指导史学研究,创造新的历史和人生。他还尝试以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和原理为指导,对中国上古社会状况、中国近代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和伦理等问题进行初步考察,以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有生命的历史中诠释与运用史料——李大钊史料思想发微

李大钊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在众多领域均有建树,尤其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更显卓著。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一步去探讨、研究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境界,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同时在史料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李大钊与何炳松都是20世纪上半期颇有影响的史学家,在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李大钊比较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方法,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蓬勃兴起。何炳松注重翻译"新史学学派"的著作,独树一帜地开启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在史学思想方面,李大钊与何炳松对历史学的相关概念、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的功用等有着许多相似的认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二人在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框架,形成了各自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和运用唯物史观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以其革命的思想家的敏锐,深刻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初步掌握了真正科学的唯物史观.他还以其革命的政治家的胆略,倡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通过阶级斗争以争取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此外,他又以其革命的史学家的器识,以唯物史观为指南,改造旧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致力于让人民群众真正掌握和实践这一全新的历史观和能动的人生观.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李大钊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的历史贡献.     

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历史认识是历史学家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史学主体通过史料中介对史学客体的能动反映.探讨史学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批判地汲取实证主义、主观主义等传统史学的精华,对史学认识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并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察了实证主义、主观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科学地处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真正做到认识主体与客体的能动统一.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史学要论》为中心进行考察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从事唯物史观教学和研究的最终成果,亦是其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经典传世之作。《史学要论》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博大精深,旨在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要论》堪称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史学理论著作,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建立了崭新的研究范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因而在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中占有独特地位,贡献卓越。     

坚持唯物史观促进史学发展之沉思

唯物史观是我们进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要坚持唯物史观，必须认真分析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辩证法，反对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必须允许其它科学的史学思想存在，使二者互相借鉴、竞相发展；必须批判地继承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史学思想精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史学的繁荣与发展。     

唯物史观与民族史学思想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民族史学思想,是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马克思义史学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民族史学内在精神力量的需要。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价值,对于思考历史的变动,讨论当代世界发展大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语境视域下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构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对促进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史学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理路,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历史观以及史学与人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等作出了精辟论述,强调要以"新"历史观指导史学研究,重视史学的理论基础,把"活历史"放入整个历史进程之中,以"民众"为基础建构"平民"的新历史,最终本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等方面,这些思想对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原创性贡献,确立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和目标取向。     

蔡和森史学思想及其价值

在蔡和森思想的众多领域中,史学思想是蔡和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和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奠基人。如果从蔡和森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在家乡湘乡和省城长沙求学(1895-1918)为史学启蒙阶段;在京准备出国到在欧洲留学(1918-1921)是蔡和森从朴素的唯物史观到完全的唯物史观转变的阶段;归国后从事革命工作(1921-1931)是蔡和森史学思想逐渐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初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其撰写的《社会进化史》是国内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必然趋势的著作;二是,开拓了中共党史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最初阵地,先后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等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以及首次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     

扬弃与超越:论李大钊青春哲学对道家思想的借鉴

青春哲学是李大钊早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时代精神的思考与探索。通过对道家宇宙观、齐物观、人生观的吸收、批判与创造性转化，李大钊完成了对"青春"的体系化阐释，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青春哲学。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具有多元化特征，广采博纳中西文化资源，故而在借鉴道家思想的同时能够做到扬弃与超越，他运用道家学说论证了进化论的合理性与普遍性，倡导进步的世界观和上升的历史观；他推崇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补正了道家无为思想的不足；他摒弃了道家追求去累除忧、避世逍遥的消极态度，将青春哲学落实于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具体实践中。     

北洋法政学子的激情反击——李大钊等人对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的“驳议”述评

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体现了"日本侵华思潮中的乡野鸣叫"。对其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但其基本倾向是鼓动日本参与分割乃至独占中国,这是不能否认的。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子,满怀爱国激情,将该书译为中文并加"驳议"。这些"驳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1)殖民野心,理当痛斥;揭其实质,应属犀利。(2)愚忠本性,自应讽刺;拥袁甚力,亦属忠君。(3)共和政体,热切维护;民主人权,亦有述及。(4)良药苦口,多有借鉴;爱国情激,间出恶言。(5)全力拥袁,局限显见;仓促编就,差误难免。(6)"驳议"前多后少,缘由值得探讨。对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和李大钊等人的"驳议"进行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是深化李大钊研究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化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民国初年历史研究的切入点。     

从叙事到隐喻:斐洛的诠释思想

作为基督教神学家的斐洛,对《旧约》圣经从叙事的说明转向隐喻的诠释,从而实现了文本字面意义和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调解。他所坚定拥护和实践的隐喻解经法,对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这种隐喻的解释方法甚至是当代诠释学中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现当代史学史视野下的李大钊史学论著

对于李大钊有关史学方面的论著,包括著作、文章、讲义等,应该放在现当代史学史的视角下来考察,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思想内容、社会影响等,了解其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并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它在当代史学中的价值。对于过去及现今种种质疑的某些论点做出必要的回答。要学习李大钊重视历史教育的精神,专业史学家也应写出雅俗共赏的史学作品。     

李齐贤在朝鲜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李齐贤是朝鲜词史上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也是成就最高的词人之一,他的词对朝鲜后世词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开创了以词写景的文学范式,其次是开创了以健笔写豪情的词风传统,再次是树立了朝鲜特有的词学理念。李齐贤在朝鲜词史上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但消极的影响也存在,不过瑕不掩瑜,无损于他在朝鲜词史上的崇高地位。     

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开创性贡献

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了《史学思想史》课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若干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重要问题和代表人物。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有论列,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发展已经历了一百年,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史的二级学科,也成为中国史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回顾这百年的历程,不能不追述李大钊对其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论唯物史观对李大钊"新史观"的影响

李大钊的"新史观"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其"新史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着重分析李大钊"新史观"的具体内涵,进而揭示出唯物史观与"新史观"之间的内在关系.     

Bhaskar's Critical Realism and Educational Knowledge

As a critical realist Bhaskar is concerned with ‘emancipatory social practice’. For him the world cannot be changed rationally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dequately and this interpretation has as its prerequisite the philosophical idea of the independent existence of the natural and the social world; he extends his ideas from the sciences directly into the social sciences. His organising theme is: the nature of, and the prospects for, human emancipation.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give Bhaskar's ideas some exposure among those working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t opens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recent social epistemological thought in education, using critiques of Quine, Dewey and Popper as a backdrop to introducing Bhaskar. It concludes with an expository account of Bhaskar's conception of discovery, points to its strengths and relevance for education, and presents an interpretation of its stages.     

关于李大钊论历史学性质问题的探析

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艺术,还是科学?在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家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李大钊很早就开始关注与思考这一史学理论中最基本而且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近代中国,李大钊是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论述较早,也较为成熟的史学家。李大钊关于历史学特有性质的论述,是他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否认历史学不具有科学性的一些人,往往是从否认历史发展无规律可循立论的。李大钊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论述也是对这一不正确的认识的积极回应。李大钊坚定地指出:"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李大钊在坚持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的同时,也承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存在艺术性的工作。历史学研究含有艺术性的工作和历史学是艺术是两回事。历史研究中所体现的这种艺术性是工作层面的事情,并不等同于学科层面。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浅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坛,钱穆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史观占有重要一席。他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并且在阐发这一史观的同时,对文化内涵、治史方法等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还从不同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进行解释,他的这种以民族特殊性为前提来研究历史文化的理念,对于后世学者的理论借鉴价值和治史方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