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足协实体化改革的制度困境与纾解之策

在政社关系不断变革和调适的背景下,培育地方足协的自生能力成为脱钩改革后的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研究认为,新时代地方足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政策法规针对性不强、政策发展预期不稳定、风险激励配置模式非均等、社会公共性弱化等诸多的制度困境。政府的"工具主义"趋向、对体育行政部门的高度依附、绕开存量走增量改革的路径依赖、功利化的组织行动策略等全景式地诠释了制度困境的形成之因。地方政府与地方足协二者政社关系结构的制度化逻辑经历了从依附性互动到合作性互动的变革、从"行政化控制"向"体制性吸纳"的制度化更替。制度环境变迁迫使地方足协不断适时调整策略以应对各种挑战,从制度供给的加大、组织治理体系的完善、政社合作治理路向的选择等视角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方式,以便实现权力机制和利益机制的深层次调适,逐步培育起地方足协的主体性、独立性意识和自治能力,促进地方足协后续改革的持续推进。     

新《体育法》背景下体育协会的治理逻辑与治理路径——以互益法人理论为中心

新时代体育协会被赋予组织竞技体育和倡导全民健身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在深入推进体育改革、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体育协会的改革治理是重要一环。目前,脱钩改革后的体育协会仍处于“非营利法人式”的粗线条治理逻辑下,自我“造血式”发展受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关于体育组织的规范充分体现出体育协会互益互助的特性,为体育协会治理提供了以实现自主治理为目的、以互益互助发展为方法的“互益法人式”的新思路。在此逻辑指引下,体育协会应在外部资源交互中构建政府互益合作模式,在内部自主治理中健全协会互益发展机制,以此不断完善体育协会治理体系,推动实现体育协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自治路径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社会治理视角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特征形态和现实困境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生存环境窘迫性、自治能力弱化性、角色转换拖沓性及双管体制劣根性是当前实现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自治路径的主要制约因素。政府应加快职能转换进度,实现从垄断思维到共治共建角色的转换,培养体育社会组织生存和自治能力,推动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体育社会组织自治路径。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成长与运动项目管理体制的完善

1．足协对俱乐部成长的影响(1)政府在俱乐部成长初期的积极作用：俱乐部初期,政府用颁布法规,强制执行的手段使俱乐部这种制度形态迅速推行,省去了不同制度之间的许多摩擦,是节省成本而又有效的制度推行方式。(2)俱乐部与足协利益函数的差异影响了俱乐部成长：众所周知,足协或者称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带有明显的官办性质,无论作为代表大众利益的协会还是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中心,其重要人员主要由足协任命,而非按照自上而下的民主选举程序产生。足协为了实现“准政绩目标”,常常不合时宜地采取牺牲俱乐部利益的做法是舍本而逐末的。足协短期内得到了利益,不仅不再需要国家的拨款,而且还有所创收。但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俱乐部没有获得成长,职业化改革不但没有培育和扩大足球市场,反而使之缩小,这不能意味着改革的成功。     

我国县级足协内生成长的动力与路径研究

完善县级足球协会（以下简称“足协”）管理体制是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政策要求和推动我国足球运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同于国家、省级足协,县级足协具有体制独立性、成员民间性、业务自主性、经费自给性和工作时间业余性的特点。发展周期尚短的县级足协存在发展理念更新滞后、领导者素质不全面、内部责权治理不明晰、会员服务不健全及协会公信力不足等问题。然而扎根基层的县级足协具备基于官方认可的政治动力、基于诉求满足的经济动力、基于地域认同的社会动力和基于长期发展的战略动力。为此,县级足协应基于互益本质更新发展理念;基于能力建设提升领导者素质;基于章程完善构建权力制衡体系;基于使命定位健全会员服务;基于权威树立完善自律机制;基于地域认同促进县级足协资本整合,走上内生发展道路。     

世纪末中国足球穿新鞋,走新路

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历时三天,从会议内容与会议文件上看,本次会议的主旋律依然是改革。中心的内容是总结足球改革的成绩,分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继续把改革推向深入。记者把会议的主要内容、决议和文件归纳为以下几条以便读者朋友对中国足球改革的趋向和1999年动向有一个总的把握。①继续推进协协会制的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省区市和地方协会,充分调动中国足协与地方足协两层的积极性,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组织体系。利用今年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之机,进一步推动各地方足协实体化,加快协会实体化步伐。通过《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工作…     

中国足协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规制

中国足协的改革不仅是整个国家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有益尝试,而且是行业改革特别是去行政化改革的排头兵,是而具有重大意义。考察中国足协的发展,其因体制转轨倒逼政府职能转移、法律授权造成自治权过大而形成了行政性垄断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了强制交易、地区封锁、强制经营者限制竞争等垄断行为,排除、限制了足球市场竞争。面对足协法律规制的"内忧外患",应区分足协行政性垄断之行为的抽象和具体特征而进行"施治"。针对足协抽象行政性垄断行为,可通过竞争机制与竞争政策的结合、竞争机制的实体和程序的规范、足协章程效力和内容的明确等方式予以规制;针对足协具体行政性垄断行为,可采取体制转轨下的政会分离、转变足协身份以实现其独立、破除利益藩篱与遵循市场规律、建立类竞争法的行业法、完善多机构执法协调机制、明确足协可诉地位等措施进行规制。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组织管理研究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根据国务院指示全面推行所属体育协会的脱钩工作,脱钩后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普遍表现出自主性与治理能力不足问题。针对以上问题,通过调查法、文献资料法,运用组织理论对协会组织管理六要素进行研究并指出:(1)国家目标与行业目标、生存目标与发展目标相协调,利益相关者按核心程度进入会员大会,国家、行业按责任赋予协会职权等举措有利于自主性的获得;(2)按资源依赖关系建立全国与地方协同发展战略和分销网络,推选魅力型领导及民主领导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建立行业代表性、技能复合型相结合的协会管理成员等结构举措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     

协同治理视角下中国篮球协会改革路径研究

中国篮球协会是我国单项体育协会中较早进行脱钩改革的协会之一,梳理其改革的经验与不足,对于促进中国篮球协会自身发展,带动其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篮球协会的发展历程与主要成就,总结了“后脱钩时代”中国篮球协会面临的法律法规更新缓慢、人才培养后劲乏力、内外监管有待提升等困境。将协同治理理论引入中国篮球协会改革发展路径的探讨中,阐释了协同治理的内涵及其运用于中国篮球协会改革的必要性,在协同治理视角下提出了深化中国篮球协会改革的实施路径,包括健全法律体系,协调各方诉求;促进人才培养,加强战略合作;创新监管机制,协同多元主体等。     

德国职业足球组织变革研究

基于对4位德国学者和1位德乙俱乐部高层的访谈,从改革诱因、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改革后的新组织范式等维度,对德国职业足球组织变革历程展开整全刻画和多维阐释。旧组织范式下,德国足协把握联赛控制权,作为受益人的会员俱乐部无法在较低委托代理成本下实现收益权保障。伴随德国公法、私营双轨制电视制度的建立以及电视转播权收益的节节攀升,36家德甲、德乙俱乐部对经济独立性和组织自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包括“制度同形”的动力与趋势、会员俱乐部“用脚投票”危机、主流媒体引导下的民众期待以及改革后利益分配方案的制定。实现联赛控制权配置改进的新组织范式,在提升组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究竟谁代表德国足球”的担忧。对我国的启示：有效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总体要求,促进我国足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商制定改革后利益分配方案,以显著改善利益相关者对组织变革的态度和参与程度;重视俱乐部与球迷间的双向互动,强化俱乐部行业内的营利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