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人择偶观的变化

在宋代科举制迅速发展的影响下,宋人的择偶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门第观念淡薄,榜下捉婿;婚姻论财,士人不惜入赘娶富家女,甚至委曲求全迎娶孀妇,贫穷女子却孤独终老无人娶。榜下捉婿、结婚论财是一种进步,但是一味地追求权财,使宋人的择偶观渐趋畸形。     

论宋代皇帝与论体文之关系

宋代皇帝与论体文相关的活动有皇帝作论、士人进论于皇帝及皇帝书论三种。比之前代,宋代皇帝作论较多,内容专以发明政事,典谟色彩浓厚。这些论体文各有价值,如讨论朝政、引导公议、和乐君臣、绍述家法等,非一般士人之论所可比。宋代皇帝以论进退士人,成为进论繁荣的原因之一,而皇帝作为接受主体,也影响了一些士人进论的用字、风格。宋代皇帝书写前人之论以赐臣下的行为,无论出于书法之赏还是藉以寓意,都具有接受与传播意义。     

论唐宋八大家的文化定位

在明清两朝,八大家古文的影响是任何散文家所不能比拟的。士人们关注的是八大家文章的实用性,而不是其审美性。在科举时代,唐人重诗赋,宋人重策论,明、清考八股。宋以后,写文章是科举考试最主要的技能。功业和文章,是士人一生的终极追求。古代的文学家泰半为政府官员,这种情况在宋以后尤为突出。官场的需要规定了士人的选择。倘若从纯实用的观点来看,士人更加关注八大家那些对他们有范本意义的策论文章、奏章流议和为朝廷起草的内外制文。宋人文集中多有策论文章,这些文章又以史论最为多见。我们审视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必要看到他们对应试士人的这种作用,关注他们这类文章的文化意义。     

宋代制科与士风——以仁宗朝为中心

宋代制科与士风关系甚密,这以仁宗朝最为典型。制科自仁宗天圣七年复置后,较之前朝,科目增至十科,施行时间长达40余年,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连续性。当时士人或亲身应考,或谏言得失,以各自方式、立场处身其中,扩大了制科的影响力。而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的现象。其意义在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赋予了士人直言犯谏的权利与精神,正与此期士人的议政风潮相互激荡;茂材异等科则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布衣群体,引发了布衣精神的新变。     

试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演变

随着时代变迁,唐代不同时期制举试策中的策问和对策在结构、字数、题目数量等方面有很大变化:在唐前期,策问和对策结构比较简单,字数较少,题目数量也较少;在中晚唐时期,题目结构渐趋复杂,字数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策问和对策结构。唐代的制举试策在文体上大致遵循一定格式,但相对比较宽泛,选拔标准更注重文采和论述内容,对文体格式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举人在同科同场对策中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格式。陈飞先生所说的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仅仅是把唐代试策的众多个案中出现的要素"集优"在一起;他对唐代前后期的试策文体特点及其变化的区别也不够深入、清楚。     

从宋代士人对柳永词评价的矛盾态度看宋代词论发展

宋代士人对柳永的词是又爱又恨,爱他词句通明词律新,恨他俚俗不能登大雅之堂。宋代大多数的士人对柳永的词都持有这种矛盾态度,恰恰说明了宋代词论的发展,其中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的这种品评之风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宋代词论的发展与完善。本文从苏轼对柳永词的矛盾态度出发,论述宋代词论初期的发展历程。     

儒释诗学观视域中的苏黄墨竹诗

儒学、禅宗、诗歌、绘画分属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不同门类,发展至宋代,都各已独立不倚,不相统属。但由于时代之学风士习,或作家之素养专长,往往促成儒释思想的融汇,并进一步渗透进诗画创作的观念意蕴与美学取向。这其中,文人画可做鲜明之代表,而墨竹图又为其中之典范。士人爱竹成为风尚,遂生发画竹、咏竹、题颂墨竹的文化活动,是宋人复雅崇格的艺术精神的突出表现。而这一时代之学风作用于此,故而形成了诗画创作精神与手法之间融贯会通。儒家传统诗教的兴寄、比德,与禅宗的洒脱、游戏,在墨竹诗画领域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既彰明了宋人的文化格调,又突显了宋诗的艺术特质。     

宋代词论和审美思想与宋词的发展

词之所以在宋代繁盛起来,并形成了我国词史上的黄金时代,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宋代词论和宋人审美思想的发展不无关联。随着词的不断涌现,词论也逐渐产生与发达起来,并影响到宋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趣;而词论的繁荣和审美思想的演进给词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词的发展。正是在其相互影响与作用之下,宋词的园地里才不断结出硕果,成为词在宋代得以兴盛的原因之一。     

日本秀才科方略策小考

古代日本所举行的贡举考试科目中最为隆盛的是秀才科。日本秀才科被设定为文学之科,其考试试题方略策的特征为考察美文与博学。虽然据研究者的推测,日本的方略策与唐代方略策是不同的,但其特征的形成与初唐时期时务策的影响,以及日本时务策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二三场

北宋更定取士之法,以经义、论策取士。明代科举取法宋代,尤以经义为重,导致二三场之学逐渐衰落。明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社会的变革,经义取士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论策关乎时政,能体现士子的政务处理能力,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嘉靖末期开始,二三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朝廷令乡、会试考官在取士时偏向后场,并且改革阅卷制度,实施分房互校。主管各省直学政的提学官也在童试、岁考和科考等基层科举考试中,提升后场的地位,培养生员的二三场写作能力。在国家与提学官的双重改革下,论策已经成为阅卷官取士的重要依据。从明中后期以来朝廷对二三场地位的重视来看,康熙时期罢试经义,专以论策取士,并不是偶然现象。经义、论策地位的此消彼长,体现了科举制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     

宋代科举视野下家训诗文的双重性

宋代家训诗文展示了文学家和理学家在教育子弟读书治学作文时对科举的妥协性和超越性。文学家一方面不得不指导子弟为科考写好时文,并做有针对性的训练。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传统的文学创作能力,以绍承家学。理学家不仅批判,而且接受科举制度。虽然对科举的弊端甚为了解,对科举造成士子不学无术的困境深有体会,但他们亦不免参与科举。然而恪守道德心性之学的理学家,并没有为科举而止步,那些学术功底较为深厚、对理学较为看重者,亦能超出科举的窠穴,至少他们认为科举与治学是不矛盾的,并以此教育子弟。宋代科举视域下的家训诗文的双重特性,是宋代崇文抑武政策、家族制度转变等的重要产物。     

散原论诗诗二首释证

陈三立是近代大诗家,由其两首论诗诗所包含的诗学思想及时代感受可知:在1898至1908年十年间,陈三立的思想焦点依然是深思戊戌变法的经验教训,他的情感世界充满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凉感慨。但是他的诗学依然是有对最高宇宙形上本体的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功夫、深情体认和乐观精神。而这正是同光体最深刻的诗学理论之一。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试论科举影响下晋城文学的发展

晋城所辖区域相对独立与封闭,这使得区域文化有着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晋城人吃苦耐劳,个性耿直。二是安土重迁,封闭狭隘。因为封闭,其文学发展缺少灵动性,更多受到社会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科举世家的产生,以及在家学思想下所形成的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     

刘筠“以策论升降天下士”发覆

"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实际出现在刘筠第二、第三次权知贡举期间,道出了他对于宋代省试的发展的作用及意义。这一做法既顺应了宋真宗朝以来的省试"兼考策论"的改革呼声,又导源了宋仁宗时庆历贡举改革中的先策论、后诗赋的意见。刘筠以文坛主盟身份权知贡举,亦左右了当时崇尚骈俪的试论文风。     

科举文体文化与文学发展

科举文体的发展，对文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汉人的写赋的热情、唐人的交往和心理描写、宋人的“以文入诗”中，都可以看到科举文体文化影响的作用。     

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家世与仕途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渐趋完善使出身于各个阶层的读书人均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官员的选拔与其家世不再发生直接的联系。但宋初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情况表明,家世与官员选拔仍然保持着间接的、隐性的联系,它与从前世家大族控制选官已完全不同。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的进士人数大大减少,且在仕途的升迁上并不顺利;出身于中下级官员家庭和寒素家庭的读书人开始在进士科考试中迅速崛起,尤其是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成就最为显著,以至于对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     

北宋的科举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启示

宋代科举是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宋代,随着科举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的加深,国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方法,更将其作为调整、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工具。与不同政治倾向当权者频繁的社会改革相配合,科举制度也进行着时左时右、时保守时激进的改革,认真总结宋代科举考试制度实行和发展的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王安石“道德性命”之学及其对科举的影响

考述并揭示王安石“道德性命论”及其实质,以及它对北宋中后期科举考试的介入和影响,并论旧党与科场道德性命之学的斗争。当日根据“道德性命论”写作的时文,尚有极少篇章流传至今,亦略为举论,以窥当时学风、文风之一斑。由此说明,让尚在探讨中的不成熟的哲学理论指导包括科举改制在内的社会变革,风险很大,影响也相当消极。     

试论宋代福建的科举与文化

宋代科举制度在沿袭唐代旧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科举制度的公平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福建士子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尽情施展才华,使福建一跃而成为宋代少数几个科举大省之一.发达的科举在促进福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民间重学风气的形成,以及各种人才的大量涌现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福建文化在宋代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同时,文化的繁荣又促使科举进一步发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