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难民与内迁文化略论

内迁难民是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环境的产物，它对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内迁难民是构建内迁文化的重要基础，影响着内迁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内涵。内迁文化和内迁难民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与民众意识的近代化

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它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民众意识的提升 :社会风气空前开化 ,科教意识有了明显增强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空前强化。民众意识的进步和向近代化迈进 ,为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抗战时期文化内迁与三峡地区社会发展

抗战时期的文化内迁是中华民族为抵御外敌侵略、取得抗战胜利所作出的被动选择。从总体上看,文化内迁保存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全民族持久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对迁驻地而言,内迁文化促进了三峡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建设,推动了三峡地区教育现代化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催生了三峡地区精神文明的整体“跃进”等。     

抗战时期内迁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群体研究--以桂林文化城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群体自觉担负起了领导抗战化运动的重任，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夺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影响国立浙江大学内迁广西宜山的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内迁广西宜山,在此办学一年有余。其选择内迁广西宜山,且得以很快复课,实由多方面因素促成。包括抗战形势的影响、广西当局的大力支持、国立浙江大学自身的努力,广西人民的贡献、宜山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吸引等。《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则详细记载了浙大内迁广西宜山的概况,是论述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真实、可靠的资料。以碑文为基点,由上述几方面因素着手,考察浙大内迁广西宜山的历史。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内迁文化是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种带有鲜明时代和区域色彩的抗战文化。作者第一次就当时全国抗日救亡形势、国共合作形成的大气候、西南地区存在的小环境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得出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广西的教育和文化

抗战时期,大批文教界人士迁入广西,使广西形成了战时文化中心。内迁文化人士一方面推动了广西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广西的文化空前繁荣,同时为战后广西文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论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兵工活动的历史功绩

抗战时期,以海外留学生为骨干的中国兵工高级专业人才成为兵工署及各个兵工厂的领导和专家。他们率领数以万计的兵工专业技术队伍内迁重庆地区,直接主导了战时兵工厂的技术改进与武器研制活动,培养和孕育了一批兵工专业技术工人队伍,也为新中国的国防工业提供了有生力量。     

论抗战期间文化内迁与贵州社会的迁变

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寇的战火,中国出现了一次自东向西的文化内迁,高校成为内迁的主要载体。内迁高校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推进了贵州的民主解放运动,促成了贵州教育事业的飞跃,推动了贵州社会观念的转变。     

论抗战期间文化内迂与贵州社会的迁变

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寇的战火，中国出现了一次自东向西的文化内迁，高校成为内迁的主要载体。内迁高校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推进了贵州的民主解放运动，促成了贵州教育事业的飞跃，推动了贵州社会观念的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省政府对边疆教育的推进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省的边疆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绥远省政府实行的教育措施起了推动作用,但由于战时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缺乏,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低下,以及绥远省政府在推行边疆教育政策的方法中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等同题,最终导致其教育预计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边疆教育政策在绥境的实施

在抗日战争时期。边疆教育作为民国政府的一项大政方略。是于1935年出台的。绥境的边教大致随之得以实施和发展,其发展曾经历了着手筹设、恢复实施、积极推进三个阶段,绥境蒙旗教育由是而获得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扩展和进步。然而。绥境边教实施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中运作的。这就使其发展势必受到战争进程的制约与影响。     

抗战时期广西的农业开发评述

在抗战时期，新桂系为了内固统治、外御强敌，大力进行农业开发。采取的措施主要是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力。农业开发的各项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广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西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鸦片战后师夷新政被延误之探析

师夷新政缘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未能即时兴起,原因很多。由于传统思想束缚第一次鸦片战争未能迅速激起民族危机感,同时道光帝认识的偏差和缺乏强有力政治力量的支持,以及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使这场中国低层次学习西方的运动被延误了近20年。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1979-1999)

近20年来，史学界对中国近代的化转，改造国性性，知识分子，书院和学堂，上层化和下层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979年以来的化史研究在新研究范式的尝试上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也有部分学没有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     

抗战时期日军两次入侵对广西工业生产力的破坏

抗战时期日军两次入侵广西，通过轰炸、烧杀、抢掠等手段，大肆破坏工矿业。同时，为了避免资敌，广西境内的一些工矿企业也被迫拆卸、转移、自毁，工业生产力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广西是一个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工业生产力的地区，评价日军入侵的影响，既要考察工矿业受损的程度，也要考察整个工业生产力系统的受损程度；既要立足于现实生产力，也要着眼于潜在生产力。     

冷战期间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回眸

冷战期间,受两极对抗格局、东南亚地区形势及多种双边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从敌视对抗到缓和合作的曲折历程。本文试对这一时期双方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回顾梳理,并对影响双方关系的相关因素作一简要分析。     

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写作实践和写作理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写作实践和写作理论，有被扭曲变形的一面，但也有值得继承和借鉴的一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写作实践和写作理论可分为前期（1966－1970年）与后期（1971－1976年）两个阶段。前期写作实践最突出的特点是：群众性和普遍性、盲目性和模仿性；后期写作实践和写作理论呈现的特点是：时代的局限性、明确的实用性和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为以后的写作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价值意识的离合与文学艺术的发展走向

在价值论运行原理的观照下,我们会发现,文学艺术每一次的发展转型,其背后往往都有变化着的价值意识的推动;而每一次文学艺术的蜕变与新的文学艺术现象的出现,也往往是新的价值意识强化其自身存在的结果。纵观文学艺术传统的形成、发展,直至当代文学对于传统的扬弃乃至颠覆,这种对应关系无时无处不在。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文化素养及其心态研究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年幼时曾被贬居桂林,得以较多地接受汉化的教育和南方人环境的影响,为他后来在书画、学、工艺等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养成了他较好的化心态。但是,作为元朝的最高统治,妥欢贴睦尔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剥削阶级的本性,他在执政后期,“怠于政事,荒于游宴”,致使全国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加剧,曾经盛极一时的元帝国终于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覆灭,而他本人也成了元朝的末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