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儿、王敬则政治生涯之异同及其时代意义

张敬儿、王敬则为南朝宋齐时期两个较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们在政治上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别。所谓“相通”,在于他们同属“伧寒”阶层,具有相近的社会气质和政治经历,他们争取政治地位的奋斗经历,也正是南朝伧寒武人奋斗历程的缩影。张、王二人在政治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入仕途径及参与政治方式的不同等方面。当然,作为政治人物,他们之间也存在矛盾和争斗,这种争斗又是京口和荆襄两大武力集团此消彼长关系的曲折反映。张、王政治生涯的异同,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体的经历和体验,而是具有普遍的时代性意义,即他们在政治上的沉浮荣辱,乃是南朝伧寒武夫跋涉在政治旅途上所必然要遇到的风雨坎坷。     

南朝太学考辨

对于南朝太学,学者们有以下四种不同观点：一、南朝有太学;二、南朝无太学;三、南朝时只有陈朝有太学;四、“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实际是指同一所学校”。第一种观点是可取的。首先,不能由《建康实录》的记载,得出太学并入国子学的结论。相反,《建康实录》的记载明确显示,国子学与太学相距四里二百六十步,是两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其次,南朝有关太学生、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记载,足以证实太学的存在。再次,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是国家建设的一项首要任务;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太学作为一项“传世共守的制度”成为官学的首选。宋、齐、梁、陈四朝顺利接替前朝政权的同时,承袭了太学机构并继续开办下去,几乎不存在停办与重开的问题,所以史书没有南朝太学废立的有关记载。     

关于六朝建康的语言

陈寅馆先生在《东普南朝之吴语》和《从史实论切韵》二文中，对六朝时期江东语音的变化有精辟的论述．前几年读到南海鸥君发表在1991年第2期《南京社会科勒上的大作《六朝时期南京方言的演变》，一则感到意犹未尽，二则对文中某些论点不敢苟同．近来重新研读陈寅信先生的论著，有所体会，故也有意对六朝建康的语言略加讨论．六朝三百年间，建康的语言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东吴时，建业虽然外来人口不少，且有一批江淮豪族如周瑜、鲁肃等为其政权骨干，然因孙氏家族本是吴人，依靠的主要也是三吴大族，故而那时建业的语言属吴语系统，…     

南朝的“苏侯”神信仰

从南朝刘宋开始,一个以东晋叛将苏峻为原型的神祗——苏侯神,频频出现于正史当中,不断有帝王对其祭祀的事迹,而每次祭祀总是与蒋神并列,使之披上了南朝保护神的色彩。对它的崇拜遍布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以建康最为流行。从每次对它祭祀的政治人物可以看出,苏侯只是建康的地方神;由于建康一直是南朝都城,使它蒙上了南朝保护神的假象。     

从“顽右点头”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顽石点头”的传说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当时著名的高僧竺道生在建康提出“一阐提迦,皆可成佛”的主张后。受到佛教界的一片反对．竺道生被开除佛籍,赶出建康．来到苏州城外的虎丘山上修行。因无人共语,只好对着石头讲述自己对佛经的理解,有时讲到得意之处,不禁会问石头：     

唐前江南概念的演变与江南文化的形成

“江南”在先秦及秦汉典籍中,泛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包括今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魏晋南朝时则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唐代“江南”已非单纯的地域概念,又是一文化概念。江南文化发源于先秦时期吴越文化,又是晋唐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文化。     

《西洲曲》赏析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属于“杂曲歌辞”。它产生的时代,大约是南朝齐梁时期。 《西洲曲》的西洲,究竟在哪里?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西洲在江北,是诗中男子的住处;一种认为,西洲在江南,是诗中女子的住处;一种认为,西洲在江北,是诗中女子的住处,一种认为,西洲在江中,是诗中男女相会、话别的地方。笔者认为最后一种意见正确,可以确切地说,西洲,就是武昌西面长江中的鹦鹉洲。温庭筠《西洲曲》说:“西洲风色好,遥见武昌楼。”崔颢《黄鹤楼》诗说:“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六朝时期的经典文化

六朝时期的文学与清谈、绘画与书法、陵墓石刻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以建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与同时期的西方古罗马文化同样被认为是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     

从《世说新语》的语言现象看闽语与吴语的关系

本文从南朝宋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的语言现象的分析入手,通过对吴语词"淘"、"洛下书生咏"、音近通假以及部分口语词"月日"、"尔馨"、"伧"、"伧鬼"等的对比分析,说明早在六朝时期,闽语与吴语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差异,闽语显然更接近于六朝雅言.     

三部僧尼传所见东晋南朝佛教传播及分布

东晋南朝佛教中心有建康、荆州、庐山、巴蜀、会稽等地,这些中心的形成与其本身的政治、军事地位密切相关,也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梳理这些中心的形成过程,可以明了佛教在东晋南朝的传播情况。     

东晋南朝定都建康述论

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定都建康,二百七十余年间仅梁元帝都于江陵三年。建康之所以成为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不仅由于它在地形、经济、交通等方面具备了建都的基本条件,更由于它在南方政权的整体局势中具有多方优势。孙吴建都的历史留予建康丰厚的都城资源,而建康的攻守形势又充分符合东晋对于都城的需求。由此,建康的战略地位使其再度成为南方政权的中心,并在东晋南朝的递嬗中巩固了它作为都城的正统地位。     

关于南陈灭亡的几点思考

南陈（557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南朝最后一个朝代,由陈霸先取代梁所建立的,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国号陈。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皇帝姓氏为国号的政权。历五帝,共三十三年,被隋文帝所灭。本文对南陈的灭亡有几点思考。     

补白三则

东晋南朝的“棋品” 东晋南朝是围棋极为盛行的时期。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出现了衡量棋手水平的等级标准—棋品。 棋品最早出现于东晋时期,东晋人范汪曾撰有《棋九品序录》一书,就是记录当时棋手品级的著作。棋品,类似今天的围棋段位,亦划分为九,但次序相反,以第一品为上。东晋南朝时期,具备一定水平的棋手都有品级。像南朝刘宋羊玄保,“善弈棋,棋品第三”;南朝宋、齐之间,琅琊人王抗棋术最精,为当时第一品,吴郡人褚思庄“思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赏会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记载了南朝文人很多重要的文学集会活动,概名之“文义赏会”、“文章赏会”或是“文学赏会”。南朝时期的文学赏会是帝王宗室、士族文人最主要的社会活动。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性质、内容、规模都有很大改变,即从最初游园之会的赏乐形式发展到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交流活动,这种发展趋势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集团的成熟。     

金丝鸟、菟丝和简爱——试论南朝艳情诗与“五四”爱情诗

魏晋南北朝与“五四”时期同属社会动荡 ,思想开放时期 ,反映其时情和爱觉醒的有南朝艳情诗、“五四”爱情诗 ,二者有相似性。然南朝艳情诗体现着男性中心和男性霸权 ,“五四”爱情诗则反映着女性的尊严、独立人格和男女互爱。     

礼佛金陵——南京古寺钩沉

杜樊川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梁时,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其在位四十八年内,江南庙宇有如雨后春笋般肃然林立。当时的建康城自是一马当先,于是,今天的南京古城,有迹可考的古刹当在五十余处,遍布于金陵的山野林间与寻常巷陌。这其中。几多毁于后世战火,几多崩于文革浩劫,     

秦汉六朝江南经济略论

秦汉江南经济是史学界较为关注并作了一些有益探讨的问题。但由于在“江南”范围界定上的模糊不清。导致现有研究颇有拔高之嫌。笔者以为，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虽较前代已有大发展，但充其量还只是零星、局部的开发；而到六朝时期，由于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的大量南迁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定都建康，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基本经济区，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携手合作，江南经济由此转入了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古诗中梅的意蕴

百花丛中梅以它独有的品质,赢得了千古诗人的吟咏赞叹,可谓百花魁首。古人早就有折梅寄远的故事,成为长期流传的佳话。南朝杂曲歌辞《西洲曲》中有“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的诗句。写一个女子看到梅,想到曾经在梅下和心爱的人嬉戏的美好时     

金丝鸟、菟丝和简爱——试论南朝艳情诗与“五四”爱情诗

魏晋南北朝与“五四”时期同属社会动荡，思想开放时期，反映其时情和爱觉醒的有南朝艳情诗、“五四”爱情诗，二者有相似性。然南朝艳情诗体现着男性中心和男性霸权，“五四”爱情诗则反映着女性的尊严、独立人格和男女互爱。     

孙武乃陈国后裔——孙武世系考述之一

孙武,字长卿,通常都说春秋末期齐国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但《吴越春秋》却说:“孙子者,名武,吴人也。”《东周列国志》也说孙武是吴人。当然《东周列国志》是小说,所言不足为据,但今人也有持“孙武为春秋末期吴国人”看法的。有人在三十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撰文说:“《吴越春秋》以武为吴人者,误矣。”说孙武是齐国人,这并没有错;说孙武是吴国人,确实有误,但也有其因由。如果循着历史的轨迹去寻找,我们可以更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