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评说

韩愈认为“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事实上“欢愉之辞”未必就比“穷苦之言”难以写得好.“欢愉之辞”的产生与时代有关,与文体有关,也与作家的个性有关.因此,“欢愉之辞”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一味地提倡“穷苦之言”而忽视“欢愉之辞”,无论是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文学接受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     

试论赋之范围与汉斌“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

“辞赋”即赋．《楚辞》之“辞”非文体名;“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与赋平列;用赋的手法所写之论,通于赋而非赋。故《全汉赋》当收汉人之“骚”,而不应录《非有先生论》。汉人为赋少有序者,所谓“序”,多为后人缀史辞为之。《全汉赋》仍其旧而不加说明,略欠辨正之功。     

《文心雕龙》自然文学观管窥

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挣脱”与“逃亡”的人性表现——以《兽之道》为中心

松本清张开创了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先河,被称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鼻祖”。挣脱与逃亡的人性表现是贯穿其推理小说创作的主线。小说《兽之道》中主人公的鲜明形象是对这一主线的完美体现。通过分析以《兽之道》为代表的松本清张社会派推理小说中主人公人性表现上的“挣脱”与“逃亡”的共性,以此探究这一文学创作特色的形成根源。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本文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之说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周室寝微,政由方伯,公卿列士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被陈于王廷并因此走向衰亡;讽谏之诗衰亡了,以微言立大旨、寓损贬之义于其中的《春秋》于是产生了。     

《文心雕龙》的文学本体论研究

刘勰认为,文学是体道言情的道之文采——“情文”;文学活动就是以情体道的过程,赋予文学以意义;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在于情与辞经纬相交而产生的文字和语言之外的外溢美——“情采”。情与辞相交形成的“情”、“采”互动是文学性生成的基本运动模式。     

吴芳吉吴宓文学交游论

吴芳吉是现代文学史上较为著名的“新诗”诗人,作为良师而益友的“学衡派”学者吴宓,对其在生活上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文学上细心的指导。吴芳吉应吴宓之请创办《湘君》杂志,与《学衡》“精神同”,当然“旨趣”各异,包括刊物的内容、风格、目的各有所重,且吴芳吉是《学衡》重要的撰稿人之一。以二杂志为媒介,两人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游：“矫正伪新派文学之失”;以丰硕的文学创作对“新诗”进行探讨;文学批评的“相互琢磨,斯得其正”。     

《橘颂》非屈原的绝命辞及其创作时间再探讨

《橘颂》是屈原作品中唯一以“颂”体创作的作品,从作品中描绘的橘生长特点看,其所描绘的橘树应该是长满成熟的橘子。该篇的创作时间为秋冬之际,而不是屈原投江的五月,《橘颂》并非屈原的绝命辞;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看,屈原创作《橘颂》时应该是直面橘树,而不是眼前没有橘树地想象,《橘颂》是“物感说”的典范之作;从作品暗示的时代环境看,《橘颂》的创作期约在楚怀王三十年武关之会至顷襄王三年再放江南之间,也就是公元前299年至前297年之间。     

李穑《辞辨》研究

高丽王朝大儒李穑《辞辨》,为东国不可多得的辞赋学论述。李穑认为“赋”之文体来源于《诗》“六义”之“赋”,此“六义”之“赋”后又流变为“骚”,“骚”又流变为汉赋。于辞赋之分类,主张“辞”、“赋”为两种不同文体,但同时又秉持《文选》“赋”、“辞”、“骚”之说,没能看清“辞”与“骚”之间的关系,错误承续了萧统的混乱。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

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辞”“、赋”在上古都有特殊的涵义。前者指假物取类、长于修饰的文饰之语,后者指“不歌而诵”或“不歌而诵”的诗“。辞赋”的得名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不了解“辞”“、赋”的特殊涵义,对扬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划分就不可能有一个透辟的认识。     

帛书《衷》篇“《键》之详说”章新释

帛书《衷》篇“《键》之详说”章“史记之数书”,谓史上所掌记数术之类的书,指《蓍书》、《申乾》之类.“君子齐明好道”,齐谓知虑敏捷,明谓聪明彻达,言君子知虑敏捷、聪明彻达,乐好大道.“日自见以侍用也”,侍,读为待,言以待起用.“首福又皇”,首当训为守,言守福而得休美.“龙不侍光而僮”,光读为广,大义,言龙不待大而动.“让善之胃也”,让善即让禅,为同义重复词语,礼让之义;“善而治”,当读为禅而治,即禅让而治,表现了先秦儒家禅让治理天下的思想.“□□人与蠪相以”,阙文可补“大”,疑为“□[大]人与蠪相以”,蠪即龙,以读为似.     

《文心雕龙》之“入兴贵闲”与“虚静”辨

“入兴贵闲”语出《文心雕龙·物色》,是刘勰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之一。刘勰所谓“入兴贵闲”指触物起情时贵在保持内心闲静,使主体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景物时,不仅能更好地把握物象,而且以辞遣之还能“析辞尚简”,是针对具体写作过程而言,其过程不离“物”与“辞”,最终是要达到“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的目的。其与《神思》篇所谓“虚静”虽有联系,但又有着不同的意味,不可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刘勰所提出的“入兴贵闲”,虽距今已有千年,但仍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苻坚“骄傲轻敌”辨

古今史家均认为“骄傲轻敌”是苻坚淝水之败的重要原因。考诸史实,淝水之战前苻坚并无所谓“骄傲轻敌”问题。从苻坚一贯禀性看,他是一位注重儒学涵养、仁孝规矩、虚心纳谏的政治家,骄傲自大非其性格特征;从前秦与周边民族关系上看,苻坚亦无骄傲轻敌之心,而对攻晋战争十分重视;苻坚战前的言辞并非一般的浅率粗直、骄傲自大的信口之辞,而旨在表明其政治愿望和攻晋信心,是企图达到激励将士的誓师性言辞。这些言辞并非毫无凭依,而是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内涵。通过苻坚和祖逖的比较,分析《晋书》的民族偏见和正统观念,还可进一步了解《晋书》为苻坚定“刑”的深层原因。     

《烛之武退秦师》教学设计

1．知识与能力：①了解有关《左传》的知识；②理解文中“以”“贰”“军”“辞”“许”“缒”等词的意思；③理清课文层次，归纳层意；④把握烛之武的性格特征和论辩艺术。     

《周易》卦爻辞的“象征”和《诗经》比兴的关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诗歌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与卦爻辞的产生时代大致衔接。《周易》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鲜明性、典型性、含蓄性，已初见“比”、“兴”之端倪，对《诗经》“比”、“兴”表现手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二又不可等而视之。卦爻辞的“象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隐喻思维)，而《诗》之“比”、“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对“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扩展解读

情与景的关系．历来是我国文论的基本问题。《礼记·乐记》即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之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刘勰《文心雕龙》系统阐述了“情”“景”互相影响、转化的关系：“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唐代日本僧人空海在《文镜秘府论》进一步提出情思与景物须相谐和的见解：“须景与意相兼”、“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人景,语始清味。……诗一向言意,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从《王西厢》到《金批西厢》——分析金圣叹戏曲理论之"立言之体"

金圣叹“以文律曲”批评《西厢记》,使得《金批西厢》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其批本目的就是“教天下以慎诸因缘也”和“教天下以立言之体”,就《金批西厢》和《王西厢》的异同,来看金圣叹戏曲理论中的“立言之体”,尤其是偏重于分析《借厢》一出的人物形象,从而去体验金批本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与金圣叹“立言之体”的文学主张。     

《道德经》“小国寡民”新释

《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思想,是老子作为“思想圣者”以民为重治国理念的重要表达,是其“以有为修无为,以无为成大为”的治世追求,亦是其实现“大有大无,大无大有”的“以道治国”平天下的至善境界。然而,历代注疏对老子“小国寡民”的解释多有失偏颇,甚而误将“小国寡民”作为一种消极遁世之说。“小国寡民”思想应从时代变局、圣人之治、无为而治、治世之道等方面进行考量。     

陶渊明会弹琴吗？

陶潜《归去来兮辞》入选教材已经很多年了,陶氏在想象其辞官归隐后的闲淡高逸生活时,用了“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一句。无独有偶,陶诗《和郭主簿》有“息交游闲艺,卧起弄书琴”句;《闲情赋》有“泛清瑟以自欣”句;陶文《自祭文》有“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句。如此看来,陶     

张爱玲《天才梦》赏析

张爱玲,1921年生于上海,祖父为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为李鸿章之女。张爱玲原名张瑛,小学入学时,妈妈替她改名为“爱玲”,为英文“ailing”（烦恼）的音译。1943年,张爱玲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同年创作《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金锁记》、《倾城之恋》等重要作品。1995年她在美国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