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近代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力量,对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德国,这个西欧近代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之一———文化民族主义的国家,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知识分子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缔造者与倡导者;是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的主要推动者、宣传者;是反启蒙思想、强权主义的支持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一方面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另一方面又对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及德国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是一种怀疑、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当代"反智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传统的专制主义是滋生"反智主义"的政治根源;现代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具有鲜明的"反智"色彩;"文革"更是"反智主义"登峰造极的混乱时期.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水平的贫困、1990年代全社会世俗化思潮的高涨以及"后现代""反文化"思潮的逐渐流行,都使得"反智主义"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反智主义"与社会上"无知者无畏"心态的交汇对于知识异化、知识分子庸俗化的激烈批判显然具有警世意义.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危机.     

建国前进化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西方进化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西学东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精神文化层面引进的一种成体系的“西学”。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自强求富和亡国灭种的矛盾是进化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萌芽亦要求中国出现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观念或文化。传教士来华对进化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严复则将其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推至巅峰。进化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发奋图强、救亡图存的斗志,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批判封建主义及其维新变法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续传入中国提供了思想上的强有力支撑。     

论知识分子文化的“软着陆”——面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和挑战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已渗透到我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其反传统、反启蒙、反批判等价值观念对知识分子文化 (即精英文化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知识分子文化应该实施“软着陆”,重新定位 ,选准立足点 ,主动退居到文化边缘地位 ,淡化社会政治情结 ,协调各种关系 ,创造良好的“软环境”,才能在当下中国文化大氛围中站稳脚跟 ,实现自身批判与启蒙的历史使命。     

教育中的反智主义及其超越

反智主义是一种反对或怀疑理智、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态度或倾向。在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它主要表现为“泛工具化”、“泛兴趣化”、“泛情感化”等形式。其根源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作为“专业社会”面临着知识权威的失落、作为“市场社会”导致了对实利的过分崇拜、作为“政治社会”呈现出对知识价值的贬抑。要超越反智主义的限制,就需要回归教育本身,以理智自主为根本目的,促使个体真正从自身出发获得对有价值事物内在利益的认知和理解。     

茅盾“新浪漫主义”辨

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新浪漫主义”(又称“新罗曼主义”)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词了。作为现代派的一支,作为现代主义的前驱,它发生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德国以盖欧尔格为代表,英国以史蒂文生为代表。本文所说的“新浪漫主义”,是二十年代我国文艺界以及日本、西欧一些文艺家所说的“新浪漫主义”:不仅包括着盖欧尔格     

论专业化、体制化时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知识分子的话题表现出了复杂性。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普遍”的超脱阶级集团的知识分子没有生存的土壤,“普遍”是虚妄的。彻底的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就不把“正义、真理”寄托在某一个具体的阶层、职业乃至个体身上,社会良知、普遍正义不是知识分子的独享物,而是“分有”给各行各业,形成职业道德和内心的良知信念,而维护职业道德和良知信念的主要力量在于以法律、道德、舆论等良性的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关系网络。     

历史、时代与文化的取向和发展

<正>在前几年的“文化热”中，出现过两种主张，一种是反传统主义，一种是传统主义。表面上看，它们正相对立，前者反传统文化，后者则主张复兴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实质上，这两种主张都无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客观进程，无视现在中国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鼓吹用西方或东亚资本主义文化来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后现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诸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的强烈不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的尊严的摧残的严厉控诉，对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实际成就的深重忧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之可靠性的深刻怀疑。它以反科学、反理性、反民主、反知识、反社会、     

确立反“和平演变”的文化策略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说,“和平演变”战略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发展策略.就社会主义来说,反和平演变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我想就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文化侵略性质以及如何针锋相对地建立一种反和平演变的文化机制问题谈一些看法.历史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化外交政策,去说明和平演变战略的文化性质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极为冷静的态度.近代中国受屈辱的历史,既表明了中华民族被资本主义列     

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观述评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其经济危机此起彼伏，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而生活中的人们却有一种失落感，他们感到精神苦闷、生活里虚，对社会现实深感失望和不满，于是放浪形骸，游荡街头。人们的这种思想心态反映在文化领域就出现了以反传统、反理性、重天启、重本能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面对失控的社会，资产阶级政客、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试图探究缘由，寻找其出路。当今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贝尔所说的“文化”有其特定含义，“对我来…     

反智主义的陷阱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本文作者通过对反智主义在我国种种表象的深刻剖析,尤其是对后一种反智主义的泛滥抬头,更加值得我们警惕。     

犹太文化背景与战后美国激进青年文化的生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反体制、反主流文化传统的青年激进文化在美国演为时代大潮.它的出现在对传统社会文化产生严重冲击的同时,又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更新和重构提供了契机和思路.从根源上考察,犹太文化背景在其中占有突出位置.犹太家庭和社区宗教与政治文化氛围以及犹太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熏陶造就了一代青年文化反叛者.反物质至上主义、对社会正义的执着、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对和平变革与理想社会信念的坚守等激进青年文化的基本诉求,无一不与犹太文化和政治传统相关联.左翼犹太知识分子群体则在为激进青年提供变革理论的同时,通过参与其中起着引领和榜样作用.     

早期卢卡奇的小说类型学

《小说理论》作为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作,将黑格尔历史主义总体性运用于文学研究,在历史过程和文学形式发展之间建立了一种对应关系。根据这种对应关系,卢卡奇进一步在现代小说中划分了历时态的小说形态范畴,将小说视为资本主义世界“异化”了的主体性的文学表现。尽管卢卡奇的这种“历史形而上学”的小说历时形态分类指向对资本主义生存状况的批判,但其体系的“形而上学”也使卢卡奇无法摆脱他所继承的德国唯心主义和“精神科学”传统,从而使其“小说形态学”偏离现实主义方向。     

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地位

常汝娟在《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撰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处于继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列宁语),其基本形式,可以归纳为国家所有制以及多种“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该文不同意认为“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某些社会主义因     

历史特殊性与资本批判理论的新视角——以普殊同为例

普殊同既反对现代性的抽象普遍主义,也反对过于追求具体特殊性的后现代主义。他致力于突破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特殊性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凸显一种基于内在批判的历史特殊性,并建构一种具有自反性的社会批判理论。普殊同在历史特殊性的方法论前提下研究现代反犹主义,将其指认为“拜物教化的反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特殊性的方法论视角及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性原则与内在批判精神,但从根本上说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具体总体”的理论层面,因而仍然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本质。     

反传统主义大学文化的人文品质反思

“五四”以后,现代中国大学文化中潜在着反传统主义的倾向,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反传统主义大学文化。反传统主义大学文化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文化思潮,更重要的是它透过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造就并表现为文化主体的人文品质。世纪之交,对这种文化现象作理论上的追究固然重要,但对大学文化的未来发展更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是对它的人文品质进行价值评价。新世纪的大学文化需要新的人文品质,新的人文品质的建构需要对反传统主义大学文化的人文品质作出深切的反思。如果把人的发展和学术的发展…     

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探源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自“焚书坑儒”到“文化革命”，文祸、语祸何以历千余年而不绝？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作为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之渊薮的法家，其反智识主义成分部分导源于先秦原典儒学；先秦原典儒学中微弱的反智识主义成分，由于获得其本身底蕴丰厚的主智论资源强有力的支援，形成互动的矛盾统一体，即“体用”关系；加之一元论和唯智论为基础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使之成为文祸、语祸等愈演愈烈的根源。     

从浪漫审美主义走向消费审美主义——论第五代导演的审美走向

消费社会的到来，改变了文化生产的逻辑，这在我国第五代导演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了有中国风格的浪漫审美主义的“文化电影”，在新世纪初，他们的国产大片迅速地转向审美消费主义，成为消费社会消费审美主义的典型代表。     

回到原点的哲学之思——《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批判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一文在考察所谓的“本质主义”以及相关的教育学研究的过程中走错了方向,因而在“截取”了所谓的“反本质主义”的一系列时髦话语的同时,也“背负”了其固有的“反本体论”、“反形而上学”的一系列通病。所谓的“本质主义”及其“严重的历史性后果”是“反本质主义”所赋予和强加的。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必须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地抛弃所谓的“反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基本观点,否则的话,势必误导现实的教育学研究并进而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