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时期的会盟政治与盟书书写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盟书书写最为兴盛的时期,这种兴盛直接导源于春秋时期活跃的会盟政治。盟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盟书的性质差异。春秋盟书一般同时具有仪式性和政务性,"私盟"载书还具有个人性。春秋盟书在书写者、书写方式、书写对象以及物质载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春秋盟书的书写策略体现在与盟成员排序、盟约内容、诅辞等多个书写环节,从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政治利益的争夺方式、泛政教性书写的影响以及神灵信仰的演变。     

子夏传授《春秋》考

孔子据鲁国史记编纂《春秋》,不仅是编修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简略记述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还常常以一字寓褒贬,借以表达其王道政治观点,以谨严的措词惩恶扬善,所谓“微言大义”。故《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文献明确记载,“《春秋》三传”之《公羊传》《谷梁传》都传自子夏;至于《左传》,近现代学界有谓“子夏作”,有谓成书于“子夏门下一再传弟子”,可见子夏是《春秋》最主要的传人。     

渠氏起源及迁徙

一 成书干战国晚期的《世本》,王梓才辑本载:东周诸臣之有氏可记者……渠氏;东周同姓国诸臣之有氏可纪者……渠氏.《春秋》及“春秋三传”记载的“渠伯纠来聘”“渠孔御戎”“齐氏之宰渠子”,证明了东周时期已有渠氏. 渠氏来源主要有以下说法: 1.渠伯之后.唐林宝《元和姓纂》、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均载:渠,周大夫渠伯之后.     

《司马兵法》的文化价值

《司马兵法》是齐威王时期在周代《司马法》的基础上杂揉进司马穰苴兵法而形成的一部兵学著作,它虽是一部兵书,却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司马兵法》中有关军礼的内容是中国礼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就今本《司马法》和辑本《司马法》中有关军礼的内容略述如下:其一,关于“校阅艹鬼”。今本《司马法·仁本》曰:“天下既平,天于大恺,春艹鬼秋,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艹鬼,指寻找、搜集;,指秋天打猎。所谓春艹鬼秋是指国君在春秋两季以围猎形式操练士兵和检阅军队的仪式,以这种形式表明不忘备战,实际上是表明国君拥有兵…     

基于“诗乐舞一体”的《诗经·周南·芣苢》考论

<正>一、《诗经·周南》与“诗乐舞一体”关系考（一）“诗乐舞一体”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总体风貌诗歌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诗乐舞一体”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总体风貌,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已成为学界共识。如《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这表现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吕氏春秋·古乐》之“葛天氏之乐”,以上都显现出上古先民对诗、乐、舞相结合的初始形态的探索与追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33页）在我国诗歌发生时期诗乐舞一体同源,均为感物而兴,心物交融,人心触动,以情为体的诗乐舞随之产生,将生活中的诗、听觉上的乐、视觉里的动态舞蹈相结合,统为一体,具有歌词性、音乐性、舞蹈性三位一体的特征。     

《汉晋春秋》:一部因特立而卓越的史学巨著

<正>在古代浩繁的历史典籍中,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堪称一部因特立而卓越的史学巨著。习凿齿(317—383,一说328—413),字彦威,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晋书·习凿齿传》云其"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其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尤以《汉晋春秋》影响最著。《汉晋春秋》记述史事起自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晋愍帝,共281年,据《隋书·经籍志》史部     

《史记》辨正两则

<正>一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封禅书》载：“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8页）《汉书·郊祀志》的记载与此完全相同,而《史记·孝武本纪》的“宫室被服非象神”作“宫室被服不象神”,其他保持一致。“神物不至”语意不通,当是讹误。考《文选·西京赋》李善注引《汉书》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李善所引《汉书》比中华书局本《汉书》少了一个“神”字。《册府元龟》对此语作“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物神不至”（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381页）,此处断句当为“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物,神不至”。     

《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汉书·艺文志·道家略》论道家之异同

<正>“道家”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陈丞相世家》,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首次将“道家”作为学派来论述,《汉书·艺文志》基于目录学家的立场沿用此含义,此后“道家”作为学派成为基本用法。但内容上以学派视角论述道家的文本在“道家”一词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例如《庄子·天下》就是最早对道家典型人物及其思想进行论述的文章。随着学术史的发展与完善,学术史文献论述道家的方法与内容不尽相同,道家的内涵与特色也有了区别。大一统的建立使得道家不得不在道势之间产生学术分歧,道家内涵因此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文献中有所改变。本文就以《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和《汉书·艺文志·道家略》这三篇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所论道家之异同为例,以学术史的视角,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分析道家从先秦到两汉的发展与分化。     

敦煌文献中的姓氏与郡望

我们一般所认为的“百家姓”中的诸姓，如赵、钱、孙、李等姓，实质上按姓的本意来说只能叫作“氏”，而不能称为“姓”。姓的成因只有一种，即“女生为姓”（郑樵《通志》）。真正意义上的姓（古姓）是不多的，见于《春秋》的有22个，顾炎武说：“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     

曹丕《典论·论文》“齐气”当为“运气”新证

拙文《曹丕〈典论·论文〉“齐气”发覆》在《中国文化》2013年春季号（第37期）刊发後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拙文主要列举了引用曹丕《典论》原书的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为核心的九条材料,并参以《文心雕龙》之内证以考定通行《文选》各本曹丕《典论·论文》“徐干时有齐气”之“齐气”乃“逸气”之讹。     

许姓祖地考

炎帝、许由与文叔《左传·隐公十一年》云:“夫许,大岳之胤也。”晋代杜预《春秋世族谱》云:“许国,姜姓,与齐同祖,尧四岳伯夷之后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许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伯夷之后,周武王封其裔孙文叔于许,后以为太岳之嗣,至元公结为楚所灭,迁于容城,子孙分散,以国为氏。”《元和姓纂》、《急就篇·注》中均有相同记述。在上述文献中,出现了五个人物:炎帝、太岳(四岳)、伯夷、许由、文叔。他们似乎均为许姓始祖,让我们逐一予以分析。(一)炎帝。炎帝神农氏是上古时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部落首领,炎帝部族早期以渭水流域为根…     

叫卖市声之祖──敦煌遗书中的店铺叫卖口号

叫卖市声之祖敦煌遗书中的店铺叫卖口号□李正宇《左传》昭公三年（前５３９）晏子对齐景公已有“小人近市”之语；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又曰“小人喻于利”；《汉书·食货志》载“法律贱商人”。在士人心目中深深种下了轻商观念，对商贾货卖...     

“礼”与“仪”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仪”一词先秦时期已见,如《诗经·小雅·楚茨》：“献酬交错,礼仪卒度。”《周礼·春官·肆师》：“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从古至今,“礼仪”二字经常一起使用,似乎“礼”就是“仪”,“仪”相当于“礼”。其实“礼”与“仪”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上古兽类也称“禽”

众所周知,无论在现代汉语还是在古代汉语中．“禽”、“兽”两个词的含义都具有明显的区别．可谓泾渭分明,谁也不会混淆它们,正如《尔雅·释鸟》所言：“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简言之．“禽”不能称为“兽”,“兽”也不能称为“禽”。可是,这仅仅是中古（魏晋）以后的情况;在上古时代（魏晋以前）,情形却并非完全如此。     

《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金春峯《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

清代經學家曾發出“《大易》、《春秋》,迷山霧海”的嘆息。對於《周禮》這部經典,我們也不免有“迷山霧海”的感覺。但《易》和《春秋》之為“迷山霧海”又和《周官》略有不同,前者的迷霧主要是瀰漫在意義的解釋方面,如《易》有“一名三義”,又有象數和義理兩大流派,《春秋》有“微言大義”,董仲舒已謂“其指數千”。《周禮》一書在內容上是比較確定的,即所謂“體國經野,設官     

信仰、道与文化自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广义的“信”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古文献中出现“信”的频率非常高。它不仅是“四德”（孝悌忠信）之一,还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中国古人十分重视社会领域中对于“信”的贯彻,如君臣之间的信、官与民之间的信,如“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朋友之间的信,如“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夫妻之间的信、人与神之间的信,如“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等。“信”在这里表达出的是信任、相信、守信、信仰等多方面的含义。     

楚鱼

①②③④《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说苑·贵德》,《孔子家语·致思》。此语出于楚昭王,《说苑·君道》、《韩诗外传》卷三,以及《孔子家语·正论》均载有“楚之望”。《墨子·非攻下》原文为：“昔楚熊丽讨（封）此睢山之间”毕沅注云：“讨字当为封字...     

书香一门三作家

19世纪,在英国北部山区一个牧师家庭里走出了三位作家：夏绿蒂·勃朗特（代表作《简·爱》）、艾米莉·勃朗特（代表作（《呼啸山庄》）和安恩·勃朗特（代表作（《安格尼斯·格雷》）,其名声显赫,震惊当时文坛,英国文学史上称之为“勃朗特三姐妹”。无独有偶,20世纪,在苏联的一个技师家庭里也走出了三位作家：萨·马尔夏克（代表作《十二个月》）、马·伊林（代表作《十万个为什么》）和叶·伊林娜（代表作《古丽雅的道路》）。     

《黄帝伐赤帝》与先秦时期民族融合关系

《黄帝伐赤帝》属于《孙子兵法》之佚篇,1972年4月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汉墓,“《黄帝伐赤帝》则是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新资料,均非常珍贵。”（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该简自出土以来,学术界研究甚少,似乎“新资料”、“非常珍贵”的价值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同时,在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五帝”时代是各民族共同体从孕育、形成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时期在先秦时期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更居于重要地位,本文拟从先秦时期民族融合的角度阐释《黄帝伐赤帝》的价值 。     

“她”从哪里来？——现代女性指称的源流考释

“她”,应该说是这个世界的另一半。但“她”与“他”的相提并论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知道,在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汉语里,是没有“她”可言的。“伊”字则是“她”的代言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中的“伊”就是一个例证。直到新文化元典《新青年》诞生并带领新文化运动进至高潮,“她”才逐渐取代“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