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权力对《文艺阵地》的“规训”

有关《文艺阵地》研究不少忽略了国家权力对其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从国家权力视角切入,细致考察原稿审查制度、印刷发行制度,并紧密联系《文艺阵地》所遭受的钳制与查禁史实,较为客观地说明了战时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真实面目。国民党对国家权力的滥用,大大限制了《文艺阵地》的出版自由,也严重阻碍了战时进步文化的发展。     

论消费经济浪潮下的文学生产

21世纪开篇不过十多年,文学生产就经历了一场巨大且迅捷的变化。很多人也许都能感觉得到这种变化,它几乎颠覆了上千年来世人对文学固有的传统理解,但较少有人会考虑它的范围或想象它的未来。本文试图从文学与文学创作者的关系,文学与消费的关系现状描绘中揣测其原因,展望其发展。     

大众文化对当前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影响

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和消费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前令人担忧的文学市场突显出大众文化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本文将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做一些具体分析。     

另一种“新文学”的诞生——工农兵文学对苏区文学和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工农兵文学,是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苏区文学和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的线索是:从"为革命"到"为工农兵";从"个人情怀"到"阶级情怀";从"宣传品"到"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宣传品";从"加强文艺宣传工作的政治领导"到"对文艺工作进行管控";从"群众创作"到"作家向群众学习"。工农兵文学从孕育到诞生再到发展以至消亡,是不断摸索和变化的过程。同时,作为完整的工农兵文学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文学规范,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大批量的作品产生,所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作为工农兵文学诞生的标志,以毛泽东作为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是科学的。     

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论生态文学的伦理价值诉求

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中国业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     

论文学“明星化”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随着文学时尚化、流行化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明星化＂现象出现于文坛。它一方面使文学与大众日益密切,促进了文学的丰富与繁荣;另一方面却使文学过分的与商业结合,造成了文学内在性缺乏和作家自主创作个性的丧失。     

论抗战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学价值

"十四年"抗战时期的乡土小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由于作家地域环境、生命体验、情感诉求的差异而出现了启蒙、审美、革命等不同的主题。乡土启蒙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圭臬审视乡民思想的顽劣及落后的乡风民俗,是五四时期"立人"主题的延续;乡土审美崇尚自然,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淳朴的诗意,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人生与自由的生命形态,彰显着文学本体的魅力;乡土革命关注的是战争状态下农村破产、农民贫困的处境,以及乡土社会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具有发人深思的时代性、社会性、现实性意义。不同叙事视角各有其价值,而怎样把握政治与文艺,文学"表现"与"使用"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客观理性地考察该时期乡土小说文学价值的关键因素。     

论抗战时期解放区文学的社会主义特征

文章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简析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基本特征,认为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文学因特定的历史环境,尤其是经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具有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突出特质,并对后来的大陆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言”与“不言”的吊诡——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

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同权力体制间的力量角逐对其文学风貌有着直接的浸染——不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也同时涌入金陵城。“政”与“学”的冲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愈发激烈,由此,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生发出“言与不言”的两条书写路径。一条是旅居于南京的外籍文人,他们以“他者记忆”的方式进行着情感真挚的南京书写,重启了市民文学的辉煌篇章。一条是以南京为文学起点的本地文人,他们奔赴异地,以“外乡建功”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强有力开掘。     

文学生产范式的变迁与文学的边界——基于对本雅明、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论考察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不同路径和方式继承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其中本雅明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论改变了文学艺术的构成方式及其与大众的关系,为现代艺术发展指明了一个目标,即如何处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论体现出对文化现实和政治处境的关注,预示着有界的文学向无边的文化推进。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到文化的"政治实践"变迁所引起的文学媒介化与文学边界的移动反映了传统文学的惯例、规则遭遇的解构。     

论抗战时期燕赵文化的重生

抗日战争时期,当日本帝国主义对河北人民实施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奴役时,燕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斗争,任侠尚武、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得以升华,彰显了燕赵人团结御侮、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     

中国主流文学与“弘扬主旋律”文学问题论略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学现象，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深入揭示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文学的历史必然与政治优势，从而，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论台湾省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

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是原住民族群文化日益衰落的过程。原住民族群文化的黄昏处境引起了原住民知识分子的高度警觉。为拯救濒临消亡的族群文化，不断成长中的原住民文学自觉地进行抗争。在文学场域中坚守族群文化的主体地位，找寻和重构失落的族群文化。     

“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

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并不是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并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编写。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 通过对《红岩》作者在《红岩》写作之前“文学”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日后写出《红岩》并“成为作家”的机遇何在。     

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

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是原住民族群文化日益衰落的过程。原住民族群文化的黄昏处境引起了原住民知识分子的高度警觉。为拯救濒临消亡的族群文化,不断成长中的原住民文学自觉地进行抗争,在文学场域中坚守族群文化的主体地位,找寻和重构失落的族群文化。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学翻译与文化调适

随着诺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中国文学也在世界文学领域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翻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因素。在本文中,将就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学翻译与文化调适进行一定的研究。     

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异同

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以新旧两种文学形式来展现城市风貌和传统文化,而"海派"则通过大众传媒展现现代都市文化的特性。二者都受到政治文化的操纵,形成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局面。二者与商业文化的关系导致了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巨大差异。二者共同形成民国城市文学的多元面貌。     

从文学地理学论宁都客家文学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宁都有着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宁都客家文学有悠久的历史,创作成果丰富,客家文学品质纯净,出现四次创作高峰,并呈现独特的客家文学地域特征。     

金代文学论

由于金朝所辖地区的北方汉族居民和北方少数民族天秉本多质朴刚健的气质,因而发为文章往往华实相扶,风骨道上;加上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哺育,金代文学便得到长足发展,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因子,增加了新的活力。     

“文化领导权”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产格局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生产,不仅充当着文化领导权争夺战中的重要信息媒介,也是文化领导权的统治实践产物.实施文化领导权争夺战的“有机知识分子”,因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左翼、启蒙与民间三种基本类型,他们集体性的通过“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主题的文学生产实践,对民众进行着幻化与引导,以此进行着自身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当权力主体在权力格局中取得相应的文学话语权之后,则再次通过文学生产进行着最大化的权力“维持”,由此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思潮面貌和美学风尚.因此,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发展,背后的操控力量来自于不同意识形态主体阶层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控与更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从权力争夺战的视阈出发,对我们重新认知中国文学的发展动因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