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下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结合现实国情,将公众举报作为政府监督的有效来源纳入到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中,通过对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性的推导分析得到九种不同情形下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的策略选择,并运用数值仿真演示不同初始值和条件下的演化结果及演化路径,同时分析公众举报概率对政府和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的公众举报概率可以促进企业选择生态技术创新同时节省政府的监管成本。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公众的积极参与降低对企业的监管成本,从而完善环境规制的设计,实现经济和环境绩效的双赢。     

生态位视角下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竞争力评价及演化

针对长江经济带存在的"区域创新发展差距、科技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基于生态位视角,构建科技创新竞争力评价模型,对沿线11个省(市)生态位值、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度的演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各地科技创新竞争力综合生态位值未呈现随时间增长态势,从大到小表现出从东到西距离衰减性,其中,上海持续递减,贵州持续递增,湖南先上升后下降,其他地区波动不一;②各地科技创新竞争力平均生态位宽度变化范围在0～0.4447,江苏最宽,贵州最窄,上海、浙江和四川呈缩减趋势,其余波动增长;③各地科技创新竞争力生态位重叠度变化范围在0.4391～0.9418,省域间存在高度竞争。进而,提出强化核心区辐射带动、开展次级区错位发展、实施边缘区特色策略等对策建议。     

生态经济视角下政府企业污染治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本文分析生态经济视角下政府环境监测部门与企业在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博弈行为。首先分析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的纳什均衡,然后扩展到群体有限理性下博弈分析,建立了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在各自不同的策略选择时的成本和收益函数,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博弈模型的稳定性策略。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部门应该对企业污染加大监管及惩罚力度;企业应该运用更高的科技水平来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及污染治理成本;加大政府监管失职处罚,强化政府监管职责;完善环境监管机制,提高政府监管效率,减少监管部门对于企业的监管成本。     

面向再制造的产品生态创新之演化博弈分析

生产企业进行产品生态创新、再制造能够缓解产品生态设计要求和废旧产品的回收处理责任带来的双重环保压力.借鉴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建立面向再制造的生态创新演化的分析框架,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探讨内部和外部规则的形成过程.结果表明,围绕企业股东和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策略选择演化形成的内部规则存在条件性,这个条件可以从外部规则中得到满足,即要求政府承担更高的环保责任,并且激励更多的企业更快地向实施生态创新与再制造的策略演化.对于企业而言,除了遵守法规以外,更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深层次地将产品的生态创新与再制造结合.     

基于演化博弈的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研究

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将政府和企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出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的博弈模型,并对策略选择进行演化动态稳定性分析,用数值仿真演示决策参数的不同取值和初始条件的改变对演化结果的影响及其演化路径。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成本、政府奖惩力度、企业创新收益等是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动态演化的关键因素;生态技术创新收益较高时,无论政府是否选择监管策略,企业一定会选择生态技术创新策略;在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激励政策设计时,要兼顾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实现双重帕累托改进,促使系统跳出不良"锁定"状态,朝着理想状态的方向演化。     

长江经济带生态创新协同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生态创新协同度。结果表明,2006—2015年生态环境有序度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历程,而科技创新则保持持续上升趋势; 2007—2015年长江经济带生态创新协同度呈波动上升态势,2015年已达良好协同水平,2009年后生态环境有序度开始低于科技创新有序度,是制约生态创新协同度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子系统。采用加权灰色关联模型计算显示,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高技术产业投资额、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等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创新协同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     

地方政府监管与稀土上游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稀土上游企业是规范稀土上游市场的两个重要主体,二者的利益博弈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本文建立了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稀土上游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对研究结果进行仿真分析,研究发现,降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稀土上游企业不合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贴、提高稀土上游企业良好外部关系收益,有助于规范稀土上游市场秩序。     

环境保护中政府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及其博弈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于环境保护的投入成本及外部性,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中利益博弈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分析了我国环境保护中的政府规制与企业行为,具体论述了环境保护的两大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污染和环境监管中的利益关系及其博弈过程。结果表明：政府虽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规制,却难有效果,关键是由于规制政策的规范性和实施程度不够。由于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中存在非合作博弈,企业在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下时往往都是从企业竞争力、企业绩效等自身利益角度来实施环境保护,因此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滞后性。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政府和企业提出加强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     

新能源汽车后补贴时代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建立政府和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并模拟在补贴退坡、检查频率、骗补处罚力度及其他因素变化时,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四种不同情境下,车企最终都会选择生产新能源汽车,政府的最终选择由补贴过程中检查频率的高低所决定,较低的检查频率可能会使政府退出补贴政策。政府应根据新能源汽车市场实际表现设定合理的补贴水平以及补贴退坡速度,并在补贴的同时设立专业的检查小组,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及时发现骗补企业并处以较高的罚金,以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政企双方应重视其他隐性因素对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影响作用。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础与策略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是形成国家"一体两翼"开发开放大格局的主干轴线。文章在系统分析长江经济带的长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区位、生态类型、生态地理格局、自然条件、自然生态灾害等生态本底基础上,总结了长江经济带面临的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污染严重、长江干支流和湖泊水生态显著退化、重大工程生态环境累积影响不断显现、江河湖泊关系不和谐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建议将长江水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率先实行水质目标管理,形成开发节约集约与生态自然开敞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持续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保障工程,以及打破部门和地方分割,实施流域综合管理等生态环境保护总体策略,以确保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实施。     

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

作为一种新兴和特殊的战略资源,岸线资源处于大河流域经济带的水陆交互带,承载临岸港口、工业、城镇和湿地等人类活动和自然生境,发挥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功能。岸线资源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长江经济带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岸线资源的系统研究和高效管理,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岸线的生物屏障和保育功能遭到破坏,影响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及沿岸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阐述了岸线资源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的跟踪研究工作;基于2017—2019年开展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重点项目"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成果,解析了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科学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土壤资源保护

文章从城镇大建设、产业大积聚、交通大发展三方面阐明了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 并分析了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突出的土壤问题——土壤污染和土壤资源损失及退化问题, 结合对土壤资源保护内涵的界定, 从保护手段系统化、保护主体多样化、保护过程环节的全面化和保护类型渠道的综合化四个维度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土壤资源保护策略, 即以"分区、分级、分类、分期"理念为指导, 通过政府、公众和企业等保护主体, 从源头、过程和末端等过程环节, 采用法规法律、政策、管理、监测和工程技术等保护措施和调控手段来保护土壤资源。     

税制结构对长江经济带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

开展税制结构影响专利产出的实证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直接税、间接税分别与长江经济带专利产出的关系,判别税制结构影响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合理性。结果显示：现行税制结构不利于长江经济带专利产出水平的提升,直接税和间接税均与专利产出存在负向效应;税制结构对专利产出存在显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单一门槛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税、直接税对专利产出的效应均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当继续深化结构性减税政策改革,降低纳税主体的税收负担;提高税收激励政策的普惠性、引导性和精准性;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建设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长江经济带湖泊环境演变与保护、治理建议

长江经济带湖泊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西南横断山区和东部江淮流域洪泛平原区。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长江经济带东、西部湖泊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改善长江经济带湖泊水环境,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缺乏长期监测数据的情况下,过去湖泊环境变化的研究可为当前的保护与治理提供历史借鉴。文章剖析了长江经济带东、西部湖群的环境问题,总结出我国西南地区高海拔山地湖泊水质环境明显好于低海拔的断陷湖泊,江淮地区浅水湖泊水环境质量总体比西南地区的更差;通过沉积记录的多指标研究,从长期演化的角度,重点揭示了长江经济带东、西部两个区域不同类型湖泊过去百年来环境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气候、水文和营养变化的响应机理;查明了近年来湖泊生态系统退化原因;讨论了古湖沼研究在生态系统修复参考目标设定、治理效果评估、水生植被恢复过程中群落结构优化、生态系统临界转换预警、生态安全评估等方面的应用价值。最后,针对不同区域湖泊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及治理对策。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以长江经济带124个地级市、自治州和2个直辖市为研究单元,用专利授权量表征创新产出,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1986—2014年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在2001年以前增加缓慢,其后迅速拉大,2012年后明显下降;相对差异在1994年以前大致呈下降趋势,其后缓慢增加,2002年后增加显著,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2009年后出现明显的下降。(2)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高的地市数量变化不大,分布较为集中,但有向中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城市。(3)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关联特征以正相关为主,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空间格局大致稳定,长三角地区一直都是创新产出密集聚集的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是低低集聚地区,高低集聚的地市主要是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区。(4)空间交互作用是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产生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和科技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人才资源、FDI及通讯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也具有较大影响,传统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作用最小,而外资在区域经济中的渗透程度对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     

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及驱动因子时空非平稳性

加快绿色转型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的关键锚点。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深入探讨长江经济带108座城市2011—2020年能源生态效率演化特征、空间纹理和时空非平稳性。研究表明：①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先后经历“振荡期”与“提升期”两个阶段,并呈现自下游到上游再到中游依次递减的“梯度发展”特征;②研究区能源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存在明显的高低分区,高值区主要沿江分布,低值区由西部向中部地区“扩散”;③研究区能源生态效率空间关联性明显,集聚效应从研究期初的H-H和L-L集聚向H-H和L-H集聚转变;④GTWR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在研究初期表现为促进,后期抑制能源生态效率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科技投入对能源生态效率的驱动效果较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抑制作用较严重;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主要表现为正向促进。提升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应针上中下游地区特点分级分类施策,注重发挥不同驱动因子的作用特点,构建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体系。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及演进趋势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MinDS模型测算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分析等方法考察其空间格局及演进趋势,并借助分位数回归检验了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下游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明显高于上、中游地区;②城市生态效率的总体差异较大但呈缩小趋势,下游城市生态效率的区域内差异始终最大,上游与下游的区域间差异最大。随着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公众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系数逐渐下降,是总体及区域内差异缩小的重要原因;各地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和方向不尽相同,为城市生态效率的区域间差异提供了一定解释;③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低水平、高水平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强度相对较大,助推下游、上游地区分别呈现两极分化、多极分化趋势。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对低、中、高水平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系数均较小,城市生态效率发生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从而导致总体及各地区均存在“俱乐部趋同”和“马太效应”。本文采用至强有效前沿面最小距离模型对测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有效避免传统DEA模型的缺陷,在对其总体空间差异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分解差异来源,并预测其长期转移趋势,由此深化了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演进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能源网络特征

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和能源密不可分,研究水和能源两种资源在宏观经济系统各部门之间的流通特征,挖掘其内在规律,对地区水与能源的高效及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创建资源网络模型,从水资源-能源的双重节约和双向节约的新视角发掘资源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相关要素资源网络具备小世界性及无标度性,网络中关键部门的变化将显著影响整个网络。②江苏的化学产品业、金属冶炼和延加工业、建筑业等部门因具备较大点强度而对长江经济带的水-能源的双重节约作用显著。江苏的化学产品业、金属冶炼和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业以及湖北和湖南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等部门的节水带来的节能效应和节能带来的节水效应可快速传播至其他部门,对水-能源双向节约作用显著。③研究区内各省市资源流通量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江苏、湖南和湖北地区资源流通量较大,云南、贵州和重庆资源流通量相对较小。④对重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重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重庆（建筑业）→重庆（其他服务业）、四川（建筑业）→四川（其他服务业）3条贸易路径中的部门进行合理的资源调控可以显著影响整个网络的资源流通量,从而实现资源节约。本文探究地区水-能源网络特征,旨在为资源高效利用提供有益参考。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及其优化策略初探

城市协同发展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关系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空间相关、齐普夫(Zipf)规模位序分析等定量方法,对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计算分析。文章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呈现上海"龙头"地位显著、城市之间差异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特征鲜明、不同领域关系复杂等特征。为提升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应重点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发展双向"创新飞地"、重视多领域协同互动,推动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