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与近代“客商”文化

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张弼士是“客商”文化的开拓者。他成功的一生,和“客商”文化“崇名务实”的职业品质、“仕”“商”相济的人生理念、鲜明的“儒商”情怀以及深沉的“家国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张弼士是近代敢于国际竞争并且取得成功的中国实业家之一。他是中国葡萄酒制造、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是中国近代航运业、铁路业、金融业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海外“华商”组织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他是中国最早注重营销策划和品牌效应的企业家之一。今天研究张弼士和近代“客商”文化,对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华商国际竞争力有积极作用。     

近代辽宁“杂巴地儿”文化漫谈

近代辽宁的“杂巴地儿”文化是近代辽宁地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最广大底层百姓市井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近代辽宁地区的“杂巴地儿”汇聚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的各色人等,成为这些人安身立命之所,也为辽宁地区的民间艺术提供养分。除此之外一些封建糟粕和民间陋俗也夹杂其中,成为近代辽宁“杂巴地儿”文化的负极。本文从近代辽宁“杂巴地儿”文化入手,着眼于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尝试性对近代辽宁“杂巴地儿”文化进行初步探析,以期为近代东北社会生活史研究有所裨益。     

近代徽商“解体”辨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外出经商的风气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形成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无论是徽州本土、徵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值得商榷。     

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

当前学界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黄遵宪于1887年提出;其二,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其三,吴汝纶于1902年8月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采用国学概念。这三种观点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只是在中文文本中引进了日本流行的“国学”这个名词,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近代“国学”的概念。吴汝纶在1902年8月的日记中记下了日本学者主张在中国提倡国学的建议,但未见他自己的相关论述中倡言国学。梁启超于1902年论及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但是从时间上已谈不上“最早”。屠仁守于1897年刊发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他试图学习日本,提倡近代意义之国学,为中国近代意义“国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台州方言副词“白”和近代汉语副词“白”

近代汉语副词“白”,多释为“竟”,并以为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无踪可寻,其实,在浙江台州方言中却依然存在,而且,由此反观近代汉语,“白”亦当释为“就”而非“竟”。     

中国近代通史教学的“知常”与“察变”

章士钊曾言:历史是一出“动动相续的整剧”,指定一时间点说“此某时代也”,“此某时代与某时代之所由分也”,是“皆权益之词,于理论未为精当”.①这个提醒无论对中学还是大学的中国近代通史教学都极为重要.因为所谓“中国近代通史”,最重要的字眼落在“通”上,而非“近代”上.要真正将“通”落实,中国近代通史教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则仍...     

近代教学理论“中国化”的历程

按照中国近代教育家对西方教学论态度的变化,近代教学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包括五个时期:“观风期”(1840-1861)、“尝试期”(1862-1900)、“教授法时期”(1901-1918)、“教学法时期”(1919-1936)、“民族化改造期”(1937-1949).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近代教育家不断地探索教学理论中国化的道路.     

略论中国近代教育与“近代化”

略论中国近代教育与“近代化”于吉文一、关于中国近代教育主流的问题在近代史开端之外再设一个近代教育开端,从现有资料来看,始于２０～３０年代。如舒新城先生在“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一文中,指出没有必要拘泥于历史学上的时代划分,并把１８６２年（同治元年）同文...     

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古代中国,尚没有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格物致知”和“格物穷理”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指导思想。至近代,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科学观面临着冲击,随着思想认识上和语言使用上由“格致”向“科学”的演进,标志着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正式确立。     

略论近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

略论近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张丽萍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主题．它们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到底是救亡引发了启蒙，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我以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是由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的。１８４０零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把...     

近代“国学热”的兴衰

近代“国学热”的兴衰宋小庆一、国学，一个充满歧义的词汇从清末到本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股势头不小的“国学热”。国学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何谓国学？据《辞海》解释；国学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然而在近代，国学曾被界定为中学、旧学、...     

近代汉语副词“逐旋”的演变

描述了副词“逐旋”在各个时代的使用情况，探讨了“逐旋”产生与消亡的过程，说明“逐旋”的使用是近代汉语特有的一种语法现象，反映了近代汉语的时代特色。     

“开明专制”与近代中国民主化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在追求民族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认为按中国的国情,中国不宜马上实行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宪政,而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所热切颂扬的“开明专制”阶段。可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证明,“开明专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反使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遭受严重的挫折。     

近代汉语的“呵”与“後”

宋金元是汉语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时期,汉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话要素的发展变化都十分剧烈。为了满足当时社会交际的需要,加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汉语中的新词及新的语法成分大量产生,给后世对近代汉语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本文所要讨论的近代汉语材料中频频出现的语法成分“呵”与“後”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例。在元杂剧作品中,无论唱词还是念白,“呵”作为虚员随处可见,使用频率相当高,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言成分。但我们查阅一些近代汉语词书及研究专著,有的干脆不收,即使涉及了的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予以…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指知识阶层对其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创造性发展。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产生和发展,历经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四个阶段。它以追求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为内涵。上升到世界历史高度,充分重视文化对于中国近代化的推动作用,自觉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和主旨所在。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说”再审视

通常,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中,“自由主义”被作为“三大思潮”之一来研究,对此笔者有一疑问：“自由主义”究竟是“思潮”,还是“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学术界“思潮”出现与流行之因：“自由主义”含义的模糊性;“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自由主义”本身具有的缺陷四方面的介绍,论证了使用“思潮说”的矛盾与不足,并在文末提出自己的见解——“非思潮”研究无疑更符合历史事实,更加实用。     

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观念

百年来,中国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一直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深入考察其含义实多歧而微妙。第一,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侧面,寻求中国学术能独立于西方,应对西学东渐的回应。以张之洞“中体西用”为代表的思想,实为产生中国学术应独立于西方之观念的源头。但从清末到1930年代,近代学人对学术独立于西方的吁求,并非学术上的保守,而是立于吸收西方学术的基础     

“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阶段性综述

近代华北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于2011年初开辟了“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为该领域的学者发表学术见解、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学术研究提供了绝好的平台,并且为整合优质研究资源提供了良好的渠道。“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涉及到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这两个社会多交、事件多发时期的方方面面,其中对近代华北人物、农村与城市的研究具有独特之处。     

试析中国近代课程从“西文”到“西艺”的历史跨越

洋务运动期间于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近代官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开中国近代“西文”教育之先河;1866年12月11日,奕沂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1867年6月21日正式招生考试。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奏请创建福建船政学堂,1867年1月6日正式开学。福建船政学堂的建立比京师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要早五个多月。福建船政学堂公开标榜“西艺”教育,开中国“西艺”教育之先河,西艺教育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从1861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到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的建立和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设立,前后只相距五年,从一定意义上讲,却标志中国近代课程发展的两个阶段——从“西文”教育跨人了“西艺”教育。     

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爱国”与“卖国”之争

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爱国”与“卖国”之争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产生的。这时期．有的行为是爱国还是卖国。实际上不容易看清楚。西方人的入侵激发出东方国家反抗和学习西方人的双重反应。“反抗”和“学习”的矛盾．成为许许多多“爱国”与“卖国”之争的总根源：因为“老师”总是欺侮“学生”。所以打开国门和开放很容易被戴上卖国的帽子。中国人在开放国门问题上有偏“左”的习惯。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基本倾向，但我们在指出其消极面时．也不能一概抹杀这种争论的意义．